2016-9-29 微信公眾號"葉檀財經""tancaijing"

一 明末全球大貿易產生現代地圖

       中國完整、現代的世界地圖，應該產生于明萬歷年間。

明萬歷三十年（1602年），傳教士耶穌會士利瑪竇進宮，一是給獻給萬歷皇帝的自鳴鐘上發條，二是獻上世界地圖。此時，距離麥哲倫完成環球旅行已經過去了80年，大航海時代方興未艾，歐洲人了解地球是圓形的，經緯線、子午線已經成形，對各大洲有相對準確的了解。

明代后期到康熙時期是傳教士的黃金時代之一，也是中國與西方科技文化接觸的鼎盛時期。當時正值中國通過瓷器、茶葉、絲綢等貿易全面融入全球產業鏈，雖然貿易在每一朝都存在，但明末開始的白銀時代顯然與前朝不同，中國吸走了多半美洲新大陸與日本的白銀，中國登上舞臺中心，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主角。

   萬明先生在《中國的“白銀時代”與國家轉型》一文是指出，明代中國白銀貨幣化，并且通過白銀貨幣化打通了全球貿易鏈條。否則，源源不斷運往歐洲的絲綢與茶葉是沒有辦法有效交易的。

土地買賣契約文書的考察證明，十四世紀末，中國市場開始白銀貨幣化，十六世紀初奠定了白銀在流通領域的主幣地位。這本來只有中國本土的意義，由于十六世紀全球化開端，日本、美洲白銀礦產資源的發現、開采和進入全球貿易而呈現出了新的全球性的意涵。

白銀貨幣化是中外互動的一個典型事例。十六世紀七八十年代是中國與全球互動的關節點，一方面美洲白銀經西班牙擁有的馬尼拉海上國際貿易航線大量輸入中國，中國絲瓷商品遠播全球；另一方面在中國一系列賦役改革之后，張居正改革的重要文獻《萬歷會計錄》——迄今中國古代唯一傳世的國家財政會計總冊，見證了以白銀貨幣作為計量單位的部分財政收入，這一劃時代的變革，標志中國由古代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轉型的開端。

毫不奇怪，晚明是中國可怕而誘人的時代，一方面是饑餓到人吃人、出現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起義與屠殺，另一方面，當時的開放程度如今難以想像，不僅名妓董小宛可能穿上西方的新料子，晚明宮廷、官員中很多人接受洗禮成為教徒。

晚明最后幾十年風雨飄搖，南明政權曾希望借助于天主教的力量，永歷帝作為南明政權最后一個帝位繼承人，派人去澳門搬兵求援也曾如此。

1646年，澳葡政府發兵300人、攜大炮數門前來助戰，讓南明收復了不少失地。為了感謝傳教士，1648年永歷帝家族皆入教，同時宮中受洗的還有嬪妃50人，大員40人，太監無數。永歷帝的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接受了洗禮。而后求救一直持續到南明結束，當卜彌格攜教皇復書返回抵交趾（安南）時已是1658年8月，南明政權已瀕于瓦解，教皇的回信最終亦未能送到永歷帝的手中。

晚明是中國歷史上科學有立足之地的時代，地圖與全球知識對中國很大一批商人、知識分子產生了切身的利益攸關的重大影響。總有些好奇寶寶想知道，白銀從哪兒來，磁器運到哪兒去。

雖然明代的《坤輿萬國全圖》是否由傳教士利瑪竇刊發尚有爭議，但傳教士在傳播科技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當時的大炮、地圖、幾何學、天文學、透視畫法等等，無不與傳教士有著密切關系。

中國官員徐光啟、李之藻等人既成為天主教徒，同時也是西方科技的積極傳播者，他們比林則徐睜眼看世界要早200多年，親身加入科技的研究與傳播中。

早在萬歷十二年（1584年），利瑪竇抵達澳門，以后在肇慶知府王泮的支持下，先后刻印了西文、中文版《山海輿地全圖》，這被認為是《坤輿萬國全圖》的前身，萬歷三十年（1602年），由李之藻出版。當時有N多個版本的地圖，這一版本最受人重視。

當時歐洲最為精確的地圖是1570年的《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利瑪竇帶來的這幅地圖似乎更近一步，有將近一半的地名是奧特里烏斯地圖所沒有的——這幅地圖并不是對歐洲世界地圖的照搬照抄，而是結合了中西最先進的地理研究成果，堪稱當時世界上最為精確的世界地圖。

這有點奇怪，因為以當時的測量技術來看，出現這樣精確及詳細的地圖顯得不太科學，我們只能說，傳教士融合中西方文化，在游歷過程中將地圖發展到極致。

   李之藻這位明朝中層官員，跟徐光啟一樣尊崇科技，是歷法與地理專家，30歲時（1585）作《中國十五省地圖》，后來在利瑪竇那兒見到《世界全圖》，又翻譯刻制了《萬國地圖》屏風。萬歷三十五年（1607），與利瑪竇同譯《渾蓋通憲圖說》2卷，次年（1608）又譯成《圜容較義》1卷。

跟多數地圖一樣，中國人難以接受“中央之國”的中國在地圖邊上，利瑪竇將子午線從地圖的中央向西移動了170度，就把中國從地圖東面邊上移到了地圖的最中間，使得中國出現在《坤輿萬國全圖》的正中間。

利瑪竇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上說，中國人認為天是圓、地是平而方的，他們深信他們的國家就在它的中央。他們不喜歡我們把中國推到東方一角的地理概念。

從當時的世界地圖看，通過不同的設定，很多國家都稱心地把自己放在地圖正中間，這可以說是常態。

雖然明末進入白銀大時代，但中國并沒有跟隨西方的步伐進入航海大時代，基本上是西方冒險家們進行的物流運輸，把中國貨物、美洲黃金、東南亞香料運回歐洲，把白銀和貨物運到中國，而中國總體而言，依然是自給自足的經濟體，除東南部少數沿海地區外，其他地方還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鄭和下西洋是原因不明的空前壯舉，此后突然斷裂。

明末沒有產生文藝復興，因為沒有必要，也沒有環境。

到清朝初年乾隆編訂四庫全書刪削圖書、一統意識形態之前，尤其在康熙朝，科技作為奇技淫巧的一部分，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就像康熙喜歡天文、算術、葡萄酒一樣，科技沒死，測繪也沒死。

二 康熙帝的現代地圖

康熙皇輿全覽圖是康熙集全國之力所繪制的現代地圖。

輿地一直是中國古籍中的重要部分，無論任何時代，農業、水利工程與軍事，都需要地圖。一直以來，為了農業穩定進行黃河的治理，都是各朝治理中的重要部分。胡適研究的《水經注》，也可以被看作古代輿地的一部分。但具有現代經緯線意義的、皇家主導的地圖，這是第一份。

   康熙二十二年（1683）曾下令各省官員，繪制本省地圖送兵部備覽，特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國進行有關邊境問題談判，簽訂的條約就是著名的《尼布楚條約》，擔任談判翻譯的法國傳教士張誠向康熙皇帝進呈了一幅亞洲地圖，并指圖說明中國的東北地區部分，因地理資料缺乏無法繪制，圖上呈現空白狀態。即使從土地、軍事這一角度，也會使康熙皇帝更加認識到測繪新的全國地圖的必要。

當時正處于改朝換代的敏感期，爭斗層出不窮，來華的傳教士希望在業已穩定的中國占據一席之地，大批傳教士精英來華，不斷帶來西方新的天文數學、地理測繪等知識，并進呈多幅世界地圖。這些傳教士必須在天文歷法地理工程等各方面一展所長，折服皇帝和官員，當時被選拔來的傳教士不少是這方面的精英。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由康熙下令編繪，決定任用法國傳教士白晉、雷孝思、杜德美等，及中國學者何國棟、索柱﹑白映棠﹑貢額﹑明安圖以及欽天監的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理藩院主事勝住等十余人，采取西方經緯度測繪法，繪制全國輿圖。采用的經緯線都是斜交直線的梯形投影法（TrapezoidalProjection），以經過北京的經線為本初子午線，按1：400000—1：1500000的比例尺繪制。

   地圖描繪范圍東北至庫頁島，東南至臺灣， 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貝加爾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島）。東至東經30度，西至西經40度，以緯度5度為一排，南北共分為八排，圖上記注的地名、河流名等，內地用漢文，關外用滿文。

在當時就進行了全國測繪，實測經緯度值的地點有六百余處，多處使用三角測量法，并使用少數的天文測量法。

實際測量范圍先從長城測起，然后是北直隸，再測滿洲以及其他各省，西藏地區則由在欽天監學習過數學測量的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勝住等測繪，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除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區外，基本完成各省測量，由于蒙古準噶爾汗國尚未歸屬清朝，當時新疆一帶未能詳繪，直至乾隆帝兩次遣專人詳查之后方得以補全。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由杜德美主持編繪成總圖，取名“皇輿全覽圖”進呈康熙，繪成此圖前后十年以上。

“康熙皇輿全覽圖”是中國第一幅繪有經緯網的全國地圖，在中國地圖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自清朝中葉至中華民國初年國內外出版的各種中國地圖基本上都淵源于此圖。

真正從心里熱愛這些“奇技淫巧”的是康熙這位皇帝。他不僅熱愛代數、葡萄酒、天文、葡萄酒，還集全國之力運用當時的現代手法繪制全國地圖。

到雍正朝已經發生變化，更多出于軍事目的。雍正朝《皇輿十排全圖》，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上自北冰洋，下至海南島，東北臨海，東南至臺灣，西抵波羅的海里加灣。圖上長城以內，凡重要關隘、衛、堡、城、鎮、營、汛，均貼黃簽以漢文注記駐扎官兵人數。這更像一幅軍事地圖，是打仗用的。

乾隆朝測繪《皇輿十三排全圖》，但繪制的意義與《康熙皇輿全覽圖》有相當大的差別。與康熙圖一樣，采用經緯線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繪制的，圖中以每五個緯度為一排，共13排，又被稱為“乾隆十三排圖”。《乾隆十三排圖》是在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吸收了《西域圖志》、《欽定皇輿西域圖志》等反映哈密以西地區的測繪成果而繪制的，完成的時間大致在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間（公元1760—1762年）。

三 地圖測繪日益退步

地圖測繪的現代手法沒有能夠保持，據葛劍雄先生所著《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的描述，康熙年間的全國測繪完成后不久，就已經出現了退步的跡象。測繪人員本來已經提出了在東西邊疆通過對日食的觀察來測定經度，以便進一步提高地圖的精確度，但沒有獲得康熙的批準。這固然出于康熙本人認識的局限，但更反映出這樣一次重要的測繪主要是出于康熙個人的興趣和意志，并沒有在當時的高級官員中形成一種正確的觀念，更沒有普及到知識界。

測繪人員如同造長城的工匠一樣，受到怠慢。隨同傳教士到各地測繪的中國人員除個別人在史料中被偶然提及外，基本連姓名已無法查考，更沒有必要的記載。所以我們今天要了解這一段歷史，主要只能依靠當年參加測繪的傳教士的記錄。

乾隆時負責測繪的何國宗、明安圖等人雖也學習了一定的測繪知識，但顯然沒有深入研究，測繪完成之后，既沒有進行總結，也沒有將技術和經驗傳授下去。隨著測繪的結束，人員解散，器材流失，從此再無活動了。這是為了滿足皇家的軍事目的、統治目的甚至個人喜歡進行的一次大范圍活動，不算是全國政治、經濟與科技界的大事。

康熙了解西方測繪方法的先進性，想繪成全國地圖，主要是為軍事與工程，絕沒有想到要在中國學習或推廣這項技術，更沒有進一步加以研究和提高的計劃。

這就像康熙自己在深宮作練習題，他本能地不想讓這樣手段流傳到民間，輿地與歷法一樣，都是政治斗爭的重要工具，也是皇上家維持神秘與尊嚴的重要工具。

更讓人遺憾的是，耗費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測繪制成的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地圖，卻沒有能發揮它們本該起的作用。當它們被獻給皇帝以后，基本上與塵世絕緣了，以至不知所終，“養在深閨”就給養死了。

銅版、木版印刷的地圖數量極少，只有為數不多的王公貴族和大臣才有幸獲得賞賜，他們中的大多數根本不懂得這套地圖的價值，從來沒有真正使用過。清代學者齊召南有機會看到了康熙時測繪的地圖，以圖上的河流為依據寫成名著《水道提綱》，因所記述的內容準確而備受贊譽。可惜的是，像齊召南這樣的機會實在太少了，很少有人對于地理、地質、天文，具有齊召南這樣的天賦和機緣。

民間也沒有對精密地圖的需求，下南洋經商靠闖，政府并不鼓勵，沒有中國主動出擊的航海需求。經商是沿著古老的經商線與水道進行運輸，看明末的三言兩拍小說上，經商的家族基本上沿著父輩的足跡走，做太湖的茶葉就做太湖的茶葉，做云南的茶葉也是如此。

在農村的土地交易不需要經緯線，直到改革開放的包產到戶，農村不正規的地契依然沒有經緯圖，隔一些年就重分一次，產權制度缺失與工程的非市場化、非專業化，都讓地圖成為奢侈品，所以，到了晚清，地圖又是方格棋盤狀的，像畫圖一樣，根本缺乏經緯線的概念。

乾隆以后現代測繪法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消失了。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六月，由劉統勛、何國宗負責測繪編成的《西域圖志》交到軍機處方略館后，乾隆另派一批官員編修，這些沒有受過現代知識培訓的官員，走上了中國地理圖志的老路，經過20年之久，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編成的《皇輿西域圖志》中，地圖上的經緯度被取消了。民間編繪的《西藏圖考》、《西招圖略》、《衛藏圖識》等無不如此，甚至連比例尺也不重視了。

至于地方志和其他書籍中的地圖，基本還是“計里畫方”的舊法，或者依然使用山水畫形式畫的簡單示意圖。正因為如此，100多年間的地圖測繪水平非但沒有提高，反而倒退了。這也許就是三國時期曹操、諸葛亮他們所用的地圖。

四 天文地理都是政治斗爭的工具

既然官方保密，民間又沒有太大的需要，天文地理在更多的時代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

早在崇禎末年、康熙初年，圍繞著歷法，就產生了人頭落地、你死我活的斗爭。在傳統社會中，制訂歷法是“上與天通”的最高的意識形態，皇室絕不能假手于不信任之人。

楊光先與湯若望的歷法之爭，作為傳教士的湯若望，如果不是每次都能測量準確，不知道人頭落地幾次了。

從崇禎二年到明亡前一年（1629－1643），以傳教士湯若望與楊天先為首的新舊兩派以測驗日食、月食、水木星運動進行的多次較量，總是有西方傳教士參與和支持的改革派一方獲勝。崇禎帝終于批準了歷法改革。新歷法沒來得及頒行，明朝滅亡。

清朝定都北京后，湯若望等人投靠清廷，在欽天監供職。欽天監是當時的國家天文臺，湯若望等人把明末歷法改革的成果加以改造，編成一部新的歷書，并由攝政王多爾袞定名為《時憲歷》，決定從順治二年（1645）開始頒行天下。

但楊天先再次上書，以《辟邪論》、《辟謬論》反對利用西方傳教士改革歷法，在康熙三年（1664）七月，以《請誅邪教疏》攻擊明人徐光啟借鑒西方科學是“貪其奇巧器物”，“假修歷之名，陰行邪教”。說傳教士湯若望“借歷法以藏身金門，窺伺朝廷機密”。

楊天先從來都是把新派人物置于死地的做法，他還特別為已頒行的新歷書羅列兩大駭人聽聞的罪狀：一是新頒《時憲歷》封面上有“依西洋新法”五字，是公然承認大清國是奉西洋正朔；二是大清皇帝的統治應該是千秋萬代，而《時憲歷》只編了二百年，這是暗指清朝短祚，國運不長。這相當于謀逆大罪，可以死一百次。

鰲拜與孝莊太后的斗法，李祖白等人均被處死。從此，廢除新歷，恢復“大統書”，反對新歷的發難人物楊光先被任命為欽天監監副，旋又命為監正。最后由于太后保護，湯若望僥幸免于一死（次年死于獄中）。

糟糕的是，楊光先執掌欽天監后，又以該監原“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之弟吳明煊為監副。兩人以“大統書”治歷，結果是節氣不應，錯誤屢出。

康熙親政后，罷黜了楊光先，并沒有聽從南懷仁等人的建議處死楊光先，而是選擇了一條中庸之道。雖然此時康熙仍然是少年，卻在傳統教義與現代歷法間走了一條平衡術。

康熙八年（1669）五月，鰲拜集團倒臺，七月，傳教士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等呈請禮部向康熙控告楊光先、吳明煊等人“依附鰲拜”，“詭隨狐假，罔上陷良”，罵楊光先是“惡棍”，要求將楊“即行處斬，妻子流徙寧古塔”，并要求為已死的湯若望、李祖白等平反昭雪。當時，議政王會議準備批準南懷仁等人的要求。康熙經過認真思考，批準為湯若望等人平反昭雪，但不同意把楊光先處死。他認為，楊光先雖然阻撓新歷推行，攻擊過傳教士，但他并不是鰲拜的黨羽，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所以，康熙決定寬大處理此事：“楊光先本當依議處死，但念其年已老，姑從寬免，妻子亦免流徙。”對吳明煊的處理更是“姑從寬免，仍留原任。以后著更改前非，實心實意，與南懷仁商議，務求合于正理，以造歷日。”

康熙有著帝王的直覺，他既牢牢地把握著建立在小農經濟之上的孝道文化，又把現代科技當作深宮中最好的玩藝兒，一直把玩著。在需要的時候，盡可能讓農歷準確，提升農業耕作的精準性。

另一方面，耶穌會士不明智地牽扯到后宮殘酷的繼位斗爭中。雍正之弟、康熙的第八子于康熙朝未年謀立之事發，牽扯到耶穌會士及皇室中的叔伯兄弟、奉教的蘇努及其家族。雍正帝下令嚴厲禁教，并遷怒于教廷使臣麥康樂的到來。1727年7月21日，雍正在圓明園召見馬蓋朗等耶穌會士，大罵天主教，把它與那些邪惡教派相提并論，并發布上諭，立行禁教。此后，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反教高潮。教禁使康熙末年已經皈依天主教的30萬中國人藏身無處，外國教士也盡行驅逐于澳門：或困居于廣州教堂。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

到乾隆朝，基本上到了意識形態一統江湖的時代，通過《編訂四庫全書》，刪除了所有不利于清朝的言論，與其說這是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不如說是另一種焚書坑儒的工程。正是在乾隆朝，清朝已經由盛極而衰，乾隆絕不可能讓奇技淫巧占據大眾的頭腦。

此時，清皇室已經通過禁海、十三行等舉措，獲得貿易壟斷權，根本不覺得有睜眼看世界的必要，地圖更是奇技淫巧不值一提，乾隆滿足于當他的十全老人，著名的英國使團下跪風波就發生于此時。

中國社會又回到了穩定而傳統的農業社會中，無論是大炮、望遠鏡還是地圖，也就止步不前了，什么樣的經濟、什么樣的社會需要什么樣的科技，當時的中國不需要。事實上，缺少了忠孝文化，缺少了士紳統治，清朝的統治是維系不下去的，這是一個統一體。

現代地圖不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下單獨前行。

五 現代地圖在戰爭下卷土重來

現代地圖卷土重來，應在洋務運動時期，尤其是在大修鐵路階段，沒有勘探，不可能有鐵路。

在乾隆之后，當時的中國再次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柏生士（William Barclay Parsons,1859-1932）曾受美國合興公司之托，1898年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命為勘測粵漢鐵路線來到湖南。他享受的是布政使（副省長）的待遇，衙役扛著回避的木牌，穿梭于湖南的大村小鎮。當然，他隨身帶著他的照相機，紀錄下他所看到的一切。現在，柏生士有本書還在出售，就叫《晚清湖北湖南廣東勘測鐵路見聞錄》。

   從李鴻章到張之洞，總算連接上了康熙時代科技的一脈生機。

1934年，中國第一部現代地圖集正式出版，由當時的一流專家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編制《中華民國新地圖》，1934年10月由上海申報館出版。

圖集包括序圖、普通地圖和城市地圖三個系列，附地名索引36000余條，共180頁。序圖七幅：全國政區圖、地文（自然地理）圖、交通圖、氣象圖、語言分區圖、礦產分布圖和農產品分布圖，均采用亞爾勃斯投影（即等面積投影）。普通地圖44幅，分地文和人文兩組，每組22幅，按經緯線分幅。東部比例尺為1：2000000，西部比例尺為1：5000000，均采用多圓錐投影。城市圖兩幅，由南京、上海、北平等61個城市小圖組成，比例尺均為1：100000。

該圖集的縮編本為《中國分省新圖》，1933年8月由上海申報館出版。共有地圖31幅，包括序圖和分省圖兩個系列。序圖7幅，為政區、地形、交通、礦產分布、氣候、城市和農戶分布、語言區域；普通分省圖24幅。附地名索引68頁。出版后倍受歡迎，到1939年已出第四版，質量不斷有所提高。1948年，經曾世英和方俊修訂，出版第五版，發行量達20萬冊。

該圖集利用了當時中央地質調查所收藏的國內外編制和出版的各類中國地圖7700余幅。對各種實測地圖一一進行鑒別，收集了1000多處經緯點和高程的觀測記錄，訂正了舊圖上很多方位和高程的錯誤。在中國制圖學史上首次采用分層設色法，最早科學地反映了中國三大階梯地勢的特點，完全摒棄了傳統地圖上的“龍脈”表示法。

該圖集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據不完全統計，在國內外出版的、基本上以本圖集為藍本或受其影響的中國地圖有40余種。

   看民國的地圖，掩卷沉思，從康熙到民國，數百年風云過去，起碼從地圖上說，中國社會真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經濟到文化。

注：歷史并不總是前行的，科技也不是總是被需要的

      發明后，還可以消滅

     明末出現的科技，清朝逐步消失，原因何在？ 

1，《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葛劍雄著，1998年商務印書館

2，《坤輿萬國全圖：一張明代的世界地圖》，《國家地理中文網》2014.10.29

3，《康熙與清初歷法之爭》聞性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