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億元！”這所地處成都的大學，用感嘆號宣布了這則消息。時間是2016年9月21日。

　　就在10個月前，單筆捐贈的最高紀錄還由泛海控股集團創始人盧志強保持，2015年12月，盧向復旦大學捐出7億元。

　　隨著校長和捐贈人的一次次握手，中國大學吸引社會捐贈的紀錄隨時有可能刷新。

　　武漢大學在1995年至2004年間獲得的捐贈總額為970余萬元，2005年至2016年間為11.3億元。該校的年度捐贈資金在2006年首次突破了千萬元，到2011年就已過億元。該校有7座建筑由校友捐建，后來者再想捐樓就會遇到瓶頸——學校沒那么多空地了。

　　武大總會計師應惟偉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說，中國的慈善捐贈處于“井噴”的前夜。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副校長姜耀東在一篇文章的標題中樂觀地表示，要“迎接中國高校社會捐贈的春天”。

　　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2015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稱，2015年獲得捐贈最主要的領域中，教育超過醫療、健康，躍居第一位。而教育領域捐贈額的猛增主要源于高校接收的捐贈。2015年，有12所國內高校接收過單筆超過5000萬元的捐贈。

　　“重要組成”與“必要補充”

　　高校基金會的秘書長們正前所未有地為“找錢”忙碌著。南開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秘書長丁峰在兩天內往返深圳和天津，還要在中途起草一份文件，連等飛機時都放不下電話。

　　他任職的這家基金會的年度余額在過去4年里幾次翻番。2016年10月，南開獲得了建校以來首筆單筆過億元的校友捐款。

　　丁峰認為，目前高校吸引社會捐贈得以呈上升之勢的基礎包括，現階段民間財富的積累到達了一定程度；具有現代捐贈理念的一批互聯網“新貴”崛起；以及“文革”過后1977、1978、1979級校友企業家的企業也步入了穩定發展的階段。

　　在他的記憶里，各高校教育基金會從未像今天這樣忙碌。在2010年之前，這些國內名校多數是在一筆筆捐贈主動找來時，才陸續“被動”地成立了自己的非公募基金會。

　　直到今天，財政撥款仍幾乎是一所中國公立大學收入的全部，捐贈收入則可以忽略不計。

　　根據《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中國高校在2014年獲得社會捐贈收入占總收入的0.54%。經計算，2014年獲得社會捐贈收入最多的清華大學此項統計也僅有不到2%。

　　國外高校把捐贈作為“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高校只作為“必要補充”，長期關注高校捐贈問題的云南大學教授羅志敏說。

　　他認為，無論主動被動，高校吸收社會捐贈、走向辦學資金來源多元化是必然的趨勢。現如今財政投入只能保證學校“不餓死”，不能保證“過好日子”。學校要靠政府，更要靠社會。

　　中國正在支持一批大學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大學。2015年11月，國務院印發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總體方案指出，“高校要不斷拓寬籌資渠道，積極吸引社會捐贈，擴大社會合作，健全社會支持長效機制，多渠道匯聚資源，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羅志敏認為，鼓勵高校從社會汲取辦學資源，已經得到國家政策的多次背書。

　　2009年10月，財政部和教育部出臺《中央級普通高校捐贈收入財政配比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規定：只對中央級普通高等學校申報的貨幣資金單筆捐贈額在10萬元以上(含10萬元)的項目實行配比，對符合規定條件的捐贈收入總額采取分檔按比例核定的方式，并綜合考慮高校地理位置、財力狀況等因素，逐校確定配比資金數額，適當向財力薄弱高校傾斜。

　　武漢大學拿到的配比是“五千萬以內的100%，五千萬以上的50%”。替這所大學精打細算的應惟偉認為，“從增量的意義上來說，捐贈非常重要，配比又是財政撥款中好用的錢，沒有將用途定死。”

　　他舉例說，原有的薪酬體系比較僵化，同一級教授的工資等同。但人才競爭十分激烈，有校友就用捐款給要被挖走的教授增加年薪，設立“講席教授”席位。

　　不過，羅志敏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指出，只有部屬高校能夠享受配比資金的待遇，個別地方有類似辦法，希望政策范圍擴大。

　　校長的擁抱很昂貴

　　很多高校覺醒的原因，不僅僅是政策和金錢本身。2010年，當中國富豪、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生張磊將8888888美元送進他另一所母校耶魯的錢袋時，在國內引起了震動。羅志敏形容，“這是對國內高教界的一次靈魂上的刺激”。

　　同期，一份美國的高校校友捐贈排行榜，也從大洋彼岸傳到了中國，再次刺激了高校的神經。就在2014年，中國最頂尖的兩所高校，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其社會捐贈收入之和約為20.68億元人民幣，不及同年6月哈佛大學某學院校友4億美元的單筆捐贈。

　　羅志敏回憶，當時有人認為，“既然哈佛、耶魯能從校友那拿到那么多錢，中國的北大清華有什么不可以呢？”

　　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武漢大學1979級校友陳東升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哈佛、耶魯都有二三百億美元的基金，這些西方名校往往是私立大學。“私立大學就是循環，培養頂尖學生，頂尖學生回饋學校。循環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學校基金。”中國名校雖然都是公立學校，但無論公立私立，都是國家培養頂尖人才的搖籃，都屬于社會的，未來中國大學也會走向這個循環，“這是個潮流”。

　　到目前為止，陳東升已累計給母校捐款1.5億元，建設了武大萬林藝術博物館。他被認為是該校最大的捐款者和“勸捐者”——他也在事實上帶動了更多的校友捐款。

　　小米創始人雷軍今年給武大捐了99999999元，比一億元只少一元，他公開解釋，是比陳東升師兄少一點，并希望更多的校友參與，不是為了攀比。

　　據應惟偉回憶，在陳東升的巨額捐款之前，人們覺得給武大捐款200萬元已經很多了。但陳東升聯絡了很多校友，給大家做工作，很多人被他打動了。

　　武大校友、香港藍月亮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行政總裁羅秋平對記者說，校友企業家見面時，自己聽到的“對于捐贈的討論遠遠多于對投資的討論”。

　　他感慨，“我覺得捐贈形勢越來越好。以前巴菲特、比爾·蓋茨跑到我們國家呼吁。現在用不著了。捐贈越來越規范，越來越落到實處，方向領域越來越多樣化，也越來越聚焦于解決實際問題。”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陳東升多次強調他眼中“質樸浪漫的武大精神”。他對自己求學時拜訪過的教授仍念念不忘。

　　關于捐款，他表示，“要體現我對母校執著的愛，就是我個人、私人捐贈，甚至是我個人決定。家里有或沒有不同意見我是不理睬的。”

　　看到人們在他捐建的博物館里讀書、喝咖啡，他表示，“發自內心覺得這是我人生中做得非常正確、非常開心、非常滿意的一件事情”。

　　萬林藝術博物館門前擺放著一塊刻有“始”字的石頭，原本就在陳東升讀書時爬過的珞珈山上。在與時任武大校長李曉紅溝通捐建博物館的想法時，陳東升隨口提到了這件事。

　　但是讓陳東升感到意外的是，李曉紅直接起身，說：“好啊，我們去找！”

　　于是，兩個50多歲的中年人頂著夏天的大日頭，大汗淋漓地往山上走。李曉紅一路用美聲唱法唱著歌。陳東升說：“當時我就下定了決心，下來之后就決定要捐贈萬林藝術博物館。”

　　這是武漢大學第一筆過億元的捐贈。

　　在每一筆大額捐贈過程中，除了處于核心的校長和企業家，一個層次分明的團隊在為此工作著。應惟偉形容這種工作方式“像踢足球一樣”：基金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調研、推薦潛在的捐贈人，初步接觸；應惟偉本人作為“在中場跑”的領導爭取與潛在的捐贈人“吃個飯見個面，初步談一談”；如果意愿基本達成，學校主要領導就必須出馬。

　　應惟偉說：“我們校長曾經對一位捐贈人開玩笑說，我的擁抱是很昂貴的。”

　　熊新翔捐贈給電子科技大學的10.3億元，則是以公司名義：3000萬元的校長基金將分3年到賬，10億元的“博恩跨學科創新發展基金”將以每年1億元的方式投入電子科技大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

　　熊新翔有個“3億元理論”。他覺得，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一定理清楚了自己和社會的關系，3億元留給家庭足夠了，其他的財產都該回報社會。

　　“當企業進入成熟期、企業家有財富安全感和財富自信之后，就會從擴大再生產轉向自我價值的追求。”熊新翔認為，“以后捐贈的人會越來越多，數額會越來越大，與生意本身無關的捐贈也會越來越多。”

　　他甚至專門跟遠在美國的兒子深談了一次：“如果老爸在這段時間里出現意外，你一定要幫我把這個捐贈完成。”

　　有人認為企業捐贈就是為了炒作、宣傳。但是熊新翔等都曾要求過學校不要舉行任何儀式，直接簽約。

　　“成名不是好事，尤其是在中國，我們不強調個人主義”。熊新翔說。

　　難與世界名校匹敵

　　到去年為止，國內兩千多所高校中，只有426家大學成立了教育基金會。

　　羅志敏認為，“總量少、比例低、范圍窄”仍是高校吸引捐贈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比例低”和“范圍窄”指向了我國多數高校對捐贈率的忽視，和募款時“僅限于少數富豪校友，僅限于校慶時用力的現象”。

　　在中國，一筆捐贈收入的“生命鏈條”是短暫的。多數是在校慶期間，捐贈協議才會集中達成。而在捐贈流入高校教育基金會的賬戶之后，故事往往就到此為止了。

　　這筆錢去哪兒了？在中國，教育基金會根據捐贈人的指定用途，用這筆錢發獎助學金、獎教金，或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是投入科研。如果捐贈人沒有指定用途，這筆錢多半會被存入銀行。

　　很多大學基金會不做投資，在應惟偉看來有兩個原因：一是規模太小，基金會對投資收益并不敏感；二是養不起專業人才。

　　羅志敏認為，還有“一些學校領導思想上有顧慮，擔心投出去，虧了無法交代，也就放不開基金運作。”

　　高校能給無償提供捐贈的個人與企業的“回報”也并不多，甚至連榮譽體系都還沒有建立起來。

　　在中國，捐贈人冠名建筑、講席教授席位、獎學金，是最常見的給予榮譽的形式。除此之外，高校能給的，多半就是一個儀式，一個校董職位，一個捐贈紀念品。

　　甚至基金會的信息公開，目前也并沒有任何強制性措施和明確規定。一切由學校自行決定。大學的通常做法是：在學校整體的決算中會有捐贈收入的一欄，在基金會網站中公布年度報告摘要，并附有第三方專業機構作出的審計意見。主管的民政部門、國稅局，以及每年核發配比資金的財政部門也都會對高校的基金管理進行監管。捐贈人也可以選擇讓高校“依申請公開”。

　　但這仍是“低水平的公開”。羅志敏感慨，在種種問題的背后是“高校領導的觀念已經大大滯后于其他行業”，“依賴財政撥款，等、靠、要的老觀念還沒有被真正破除”。

　　在“找錢——捐錢——花錢”的簡單鏈條之外，高校吸引捐贈還有更大的學問。

　　一位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曾經歷過一個特別的夜晚。她記得，2011年9月，一位名叫威廉·迪特里希二世(William S.Dietrich II)的富豪將遺產中的2.62億美元捐贈給這所學校。

　　學校如往常一樣，將收到這筆高額捐贈的好消息第一時間通過郵件告訴學生，并在學校里放起了慶祝的煙花。

　　這不僅是學校的慶典，也是學生的慶典。在學校當時可以任學生自由涂鴉的柵欄上，開心的學生寫上了大大的“THANK YOU BILL(注：Bill是William的昵稱)”，還舉行了自己的慶祝活動。她回憶，“好幾百人在柵欄旁邊的草坪上狂歡喝酒，鬧到很晚。”

　　對于美國名校，“捐贈”二字不僅是學校管理層腦子里繃緊的弦兒，對學生而言，它甚至都根植得如此自然。

　　武大有意識地請校友捐贈“時間和智慧”，本學期開始每周一次的校友企業家“創業講壇”，每年一度的“校友珞珈論壇”，請校友為學子創業提供啟動資金，還有收益雖不多，但是有助于捐贈率提升的“微愛珞珈”小額捐贈項目。

　　“也許這些聽過課，或者拿到過創業基金的學生中，就會有未來的陳東升和雷軍。”應惟偉為此感到激動，他認為，當學生在校時能感受到這些捐贈人如何回饋學校，“捐贈意識”就會像一顆種子一樣種進他們的大腦。

　　在耶魯大學等美國高校，上百億美元的基金規模，有高水準的職業經理人專門成立基金管理公司運作，以捐贈基金的收益盤活存量資產。比起有所起伏的捐贈收入，這筆投資顯得更能為大學提供穩定的、永久性的資金來源。

　　隨著“保本基金”規模擴大，越來越多的中國高校也成立了相似的投資委員會。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人數普遍增加，更詳盡、更準確的年報也已出現。羅志敏說：“詳細的財務報送，會讓捐贈人覺得自己花得值。”

　　半個月前，武漢大學舉辦了一場校友企業家與院士、資深教授的座談會。陳東升和學校領導都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那一刻，捐贈人和接受捐贈的大學的“核心競爭力”面對面，討論以后應該怎樣從捐樓、捐獎學金這些“硬件”，向及時溝通了解學校真正需要的“軟件”轉變，無論是弱勢學科建設，還是吸引最優秀的學術人才。

　　不用太久，這些主動伸出雙手、擁抱捐贈的大學就會忙于處理捐贈收入上升帶來的新問題。在羅志敏眼中，那些到今天還沒有抓住捐贈人雙手的高校，今后面臨的可能是生死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