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信息流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

　　李迅雷 海通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

　　世界上有很多你認為是真理的東西，可能就是謬誤。很多觀念，都會隨著時間的無盡延伸而改變。在2000年之前，中國處在商品時代，購物保值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觀念，儲蓄是居民理財的主要手段。2000年之后，隨著房地產行業的崛起，購物保值和儲蓄理財的觀念被打破了。

　　過去，人們總認為貨幣發多了，就該通脹；如今，通脹已經成為西方國家的奢侈品，因為產能過剩、全球性的產業轉移和貿易成本降低，使得不少可貿易品價格不漲反跌。取而代之的是資本品價格的上漲。

　　過去，金融當局最關注的兩大問題是通脹與失業，這才有了根據菲利普斯曲線來確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力度的依據。如今，資產泡沫已成為金融體系的最大威脅，盡管監管當局可以為貨幣泛濫而沒有引發通脹而慶幸，卻難以擺脫經濟脫實向虛的糾纏。

　　之前，大家都在抱怨購房難，買房要抽簽，甚至通過打麻將的勝負來決定誰得房。相信不久的將來，大家一定會抱怨賣房難。就像去年的股災，時常會大面積跌停，最后不得不要求國企不賣股票，上市公司增持股票，券商自營買入后不拋股票。樓市的流動性遠不如股市，屆時賣房的難度一定會比拋股難。因此，當我們在談論過去的觀念如何被顛覆的時候，一定要想好今天你認為不會變化的觀念，今后也同樣會被顛覆。

　　有時候，新舊觀念的交替就在轉眼之間，如去年金融市場還在大談創新，今年的創新大會不再舉行，監管與防風險成為共識。今年一季度央行還降低樓市的首付比例，到了三季度就開始限購和提高首付比例了。

　　經濟金融領域觀念的變化，舊觀念被打破甚至顛覆，大都是通過流動性的變化來實現的。如果“流動性”這個詞太學術，不妨記住馬克思說過的“從量變到質變”。當然，這個量不僅是指貨幣流量，還包括人口流量、貨物流量和信息流量，這四大流量才是我定義的流動性。如貨幣流讓中國房地產的總市值成為全球最高；人口流讓中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流讓中國成為全球貿易第一大國；信息流造就了BAT，讓杭州有望躋身一線城市，今后，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應該來自于信息流。

　　潘建成：房價由高燒狀態進入冷靜期

　　潘建成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

　　今年以來，我國不少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一度出現罕見的持續快速攀升態勢。截止10月底，國家統計局統計的70個大中城市中，房價同比漲幅超過30%的有7個，分別為合肥48.4%、廈門45.5%、南京42%、無錫34.3%、深圳31.7%、杭州31.3%、上海31.1%；房價漲幅在20-30%之間的有包括北京、廣州在內的7個城市。隨著國慶前后部分城市房地產調控政策的陸續出臺，10月下旬房地產火熱的市場有所降溫，15個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中有7個房價環比出現下跌，包括北京和上海；其他房價繼續上漲的城市環比漲幅也都無一例外地出現收窄。數據顯示，部分城市房地產調控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采取適當措施對過熱的市場進行干預的同時，對房地產市場的供求格局進行深入地分析進而引導價格預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需求的角度看，根據西南財經大學的調查，2015年我國城鎮住房擁有率已經超過90%，在全球名列前茅，而2011年這一比重為84.8%，短短4年提高了5個多百分點。從城鎮化進程看，每年新增城鎮人口2000萬左右，比較平穩。從住房供給看，近年來房地產庫存逐年上升，從2010年的2.16億平方米增加到2015年的7.18億平方米。今年1-10月，盡管房地產市場銷售非常活躍，銷售面積同比增幅達26.8%，10月末的庫存依然達到6.95億平方米，今年內凈消化掉的庫存2300萬平方米，與差不多7億的存量庫存相比很難說十分顯著，與目前正在施工的73億平方米的未來供給相比，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十三五期間，對于我國整體的房地產市場來說，主要矛盾依然是去庫存。

　　那么，為什么在巨大的庫存壓力下，今年以來房地產市場卻出現了一段波瀾壯闊的行情呢？主要原因一是我國不同城市房地產供求格局差異懸殊，一線城市及極少數二線城市需求增長強勁而供給相對有限，導致價格高位攀升，拉大了城市間的房價差距，巨大的房價差對其他城市具有帶動作用；二是在股市尚不活躍，其他投資渠道不暢的情況下，老百姓的財富保值增值意愿與資本逐利效應結合導致房地產市場投資氣氛愈演愈烈；三是2015年不少地方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出臺了一些諸如取消限購、限貸，降低首付比重，房貸利率優惠等房地產的刺激政策；四是房價上漲預期與房價上漲形成正反饋，消費者信心調查結果顯示，預期房價上漲的消費者比重由6月的35%持續快速上升至9月的49.9%。

　　當前，房地產市場的熱度有所降低，消費者房價上漲預期也有所減弱，10月份預期未來6個月本地區商品房價格會“上漲”的消費者比重為37.4%，比上月減少12.5個百分點。從目前的形勢判斷，房價進入一段平穩運行的時期可能性較大。要進一步加強對房地產供求格局理性分析的引導，強化房地產市場的區域差異化管理，適當擴大需求強勁而供給相對滯后的城市的房地產供給，適度拓寬城鄉居民的投資渠道，多措并舉，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運行，從而為經濟的平穩發展奠定基礎。

　　高培勇：須審慎評估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和操作空間

　　高培勇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舉行在即，前瞻2017年的宏觀經濟政策配置格局，離不開2016年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和2017年積極財政政策操作空間的評估。毫無疑問，這種評估顯然要建立在全口徑財政赤字而非一般公共預算赤字的基礎之上。

　　然而，一旦將評估的標尺由一般公共預算赤字換作全口徑財政赤字，我們肯定會發現，2016年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遠比人們認知的水平來得大。同樣，2017年我國積極財政政策進一步加大實施力度的操作空間也沒有人們理想中的規模那般大。因而，在當期，十分審慎而精細地評估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和操作空間非常重要。

　　這意味著，在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們一方面要通過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另一方面，也仔細評估其可能的效益和成本，更要警惕其中潛藏著的財政風險。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事實上已經呈現邊際效應遞減趨勢，同時注意到積極財政政策既須落腳于拉動需求，又須落腳于結構調整，既屬于政策層面的布局，又可歸為制度變革層面的重大舉措，當前亟待在恰當評估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和操作空間的基礎上，十分妥善地處理好財政赤字和地方政府債務的相關問題。在確保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目標的同時，也要牢牢守住不發生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馬曉河：經濟增長向周期底部接近的概率較大

　　馬曉河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今后我國經濟增長向周期底部接近的概率加大，宏觀政策的關鍵是，中國經濟增長必須盡快實現新舊動力的接續。培育新動力，核心就是體制機制改革，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作用，政府要減少對市場的過渡干預，繼續下放審批權事項，減稅減負，加快國有企業改革，逐漸放開壟斷行業，降低民間企業進入成本。同時，體制改革要加快的關鍵又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拓寬改革開放道路，放開視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體制改革進程緩慢影響新舊經濟動力結構轉換。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第一季度的12.2%下滑到今年第二季度的6.7%，目前下行壓力還在加大。問題的關鍵是經濟增長中新舊動力不能接續。主要是因為傳統增長動力衰退快，新增長動力成長慢。新增長動力成長慢的一個重要成因是體制機制改革滯后，抑制了新經濟的發育成長。十八大以來，我們的改革頂層設計、方案目標制訂、甚至改革的步驟路徑都是相當不錯的。但是，問題是落地慢落地難，甚至還出現了文件和實際執行結果不一樣。上邊一再喊政府要“放管服”、要減稅降費，但下面動靜不大，企業沒有感受到，所以企業是讀著文件高興，實際辦事就掃興。

　　賈康：五級分稅此路不通

　　賈康華 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進一步理清事權至少三個層面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究。第一，事權配置合理化的實現可不可以跳過財權配置合理化而直接對應于財力？中央過去曾強調過“事權和財權相結合”，后來直接講“事權和財力相匹配”，有的認識是說可以把財權問題拋到一邊去，我認為不成立。僅僅以事權跳過財權以后去跟財力匹配，將意味著什么事情都靠轉移支付解決，即不用考慮稅基怎么合理配置的問題了，顯然此路不通。既然是分稅分級財政，在各個層級上，稅基這樣一個財權怎么配置的基本問題是繞不過去的。

　　第二，在這個角度上繼續來看，各級事權、財權合理化的通盤框架有沒有可能維持五層級的傳統架構？中國是各個經濟體（包括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經濟體）里很獨特的一個五級政府架構，而搞分稅制的其他經濟體，看一下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等，成規模的經濟體的共同經驗，就是分稅分級和整個制度安排匹配，是在三級框架內。我們1994年的時候意識到這一重大區別，但是當時來不及考慮具體方案怎樣細化，希望先建中央和省為代表的地方政府之間的分稅制框架以后，再探索出一個中國五級分稅的道路，但是現在早已經可以總結出來：五級分稅此路不通。我想強調的就是如果把事權和財權合理化作為一個制度安排必須解決的內在的問題，那么在這個問題導向下的答案，就是傳統的五級框架必須得到改造。

　　第三層面的發問：如果有前面兩點認識，那么我們勢必要抓住中央文件早已經明確的扁平化這個思路，而怎么樣著手又是充滿爭議的問題。比如省直管縣，從浙江經驗開始，財政部已經在全國推行，但這幾年的進展并不那么合乎人們原來的意愿，而且還有反對的聲音，值得進一步討論。各種各樣的不同觀點，我認為應該作理性討論，而我基本的看法就是從全局來看，現在“牽一發動全身”的這個事權合理化的問題，實際上就需要具體化地落到五級框架無解的話，我們怎么找到有解的框架？這個有解的框架，顯然是在農村稅費改革以后鄉鎮已經解決了“鄉財縣管”、不用把它作為實體層級的基礎上，再借鑒浙江經驗和財政部的通盤部署推進省直管縣，這就有可能把五級變成三級實體層級，來明確事權和配稅基（三級形成事權明細單；20種左右的稅按三級配置），進而來做中央和省兩級自上而下轉移支付——這就是我要正面談到的自己基本的看法。事權分工合作如果在三級框架之下，應該具體地形成一覽表，對應著的支出責任，就是財政預算各種各樣的支出科目上必須具體化到各級分工合作可操作的形式，形成具體的明細單方式。這樣做，分稅制的設計方案才能真正落實，才能給出一個后面跟著的中央、省兩級自上而下轉移支付，以及以后要發展的橫向轉移支付怎么協調配套好的前置性制度依托。

　　管濤：當前國際金融風險正由積聚期轉入暴露期

　　管濤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16年4月份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全球金融穩定面臨風險上升的趨勢。一方面，由于不確定性增大，主要發達經濟體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市場信心受挫，發展前景惡化，而全球資產市場受到的擾亂更加劇了這些壓力。另一方面，石油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使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風險居高不下，而中國經濟增長轉型所增加的不確定性加大了其對全球市場的溢出效應。這些發展變化導致金融條件收緊、風險偏好下降、信用風險上升、資產負債表修復受阻，從而損害了金融穩定。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經歷了多年的量化寬松、低利率、甚至負利率之后，在金融與實體經濟背離進一步擴大、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的背景下，國際金融風險正在從積聚期轉入暴露期。與此同時，正如IMF在2015年4月份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的，全球金融風險也在不斷地發生轉移，主要體現為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從銀行體系向非銀行體系轉移以及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移。

　　2013年10月31日，美國、歐洲、瑞士、英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六家主要央行同時宣布，它們之間已達成長期、無限、多邊貨幣互換協議，這傳遞了幾個極其重要的信息：其一，危機可能在近期內進一步惡化，需要未雨綢繆；其二，一個以美聯儲為中心、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參與的超級國際儲備貨幣網絡已經形成，這可能構成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架構；其三，這張超級貨幣網與以TPP、TTIP等構成的超級自由貿易區網虛實相濟，組合成為一個由發達經濟體構成的排他性的新的“神圣同盟”，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新興經濟體被排除在外。

　　對亞洲地區而言，亞洲金融危機雖已過去近20年，但其帶來的負面沖擊仍歷歷在目，尤其在國際金融風險進入暴露期后，亞洲地區區域性金融風險防范機制的建立更應該被提至國家戰略高度加以重視。

　　陳道富：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特征明顯

　　陳道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理論上，金融應為實體經濟服務并反映實體經濟的運行狀況。但近些年來，我國的實踐卻是實體經濟與金融業相互交織，兩者互相強化。這一方面是實體經濟的金融需求自發產生供給的過程，是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互動的開市。比如很多實體企業針對自己所在行業的金融需求，利用自己控股的金融集團，開發有針對性的金融產品。尤其是供應鏈金融、消費金融、互聯網（基于大數據）金融等蓬勃發展，針對企業和個人的資產管理等需求發展出來的泛資產管理市場。另一方面，市場更關注存量資產的定價差異并進行套利，實體經濟成為金融運作的載體。產業與金融的自我強化的循環鏈條削弱了實體經濟專注于實業投資的動力，產業越來越基于金融的套利邏輯運作。

　　一是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特征明顯，總體杠桿率較高，部分地區的非金融企業成為企業集團的融資平臺。根據現金流量表測算，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性投資占金融性資金來源的比重，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前的40%左右，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70%以上，2010年更是高達80%，2013年仍達到64%。2015年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高達121.7%，近些年杠桿率快速攀升，從2008年的78%，7年時間增加了43.7個百分點。政府通過設立企業集團承接政府債務并發揮融資功能，部分民營企業集團也通過其控股的產業公司進行融資。

　　二是房地產和金融投資成為部分上市公司利潤的主要來源。截至2016年9月底，有73家不是以房地產為主業的上市公司通過出售房地產變現實現“保殼”，投資收益成為部分上市公司主要收益來源。金融與實業之間出現價值自我實現的循環圈。

　　三是PE、非實業股東開始主導部分實業運作，產業越來越重視相對短期的股東利益。為提高資本回報和專業化的發展，裝備制造業越來越服務化和金融化，即不以賣設備為主，設備通過融資租賃出售出租，并以后期的設備維護、零部件提供收益為主。上市公司更看重兼并重組業務，收購非公開上市的企業并裝入上市公司，獲得公開上市的溢價收入。

　　邵建：深港通下港股優質成長型公司將獲得更高定價

　　邵健 嘉實基金董事總經理、首席投資官

　　目前中港兩地成長股估值價差處于歷史罕見的高位，港股成長股相對A股大幅低估。這是由于中港兩地成長股在估值定價體系、市場流動性、投資者結構和企業價值認知上存在明顯區別等多種因素而成。隨著互聯互通機制的成熟與完善，一方面港股市場上成長股所有擁有的估值與匯率優勢必將吸引更多國內投資者入場，定價權的轉移有望帶來港股估值偏低的成長股一輪系統性的估值提升，另一方面A股市場的成長股投資理念也有望隨著外資的進入而趨于理性，脫離單純的估值炒作，更加關注企業自身價值的挖掘。

　　對于香港市場而言，定價權轉移和成長股系統性的重估可能是港股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重大主題：深港通機制的引入將意味著在香港市場的內地資金無論在存量的成交還是未來增量資金流入上都將占據最大比重。港股的成長型股票一方面相較于內地市場被明顯低估，估值吸引力巨大，另一方面在人民幣貶值趨勢持續的情況下，匯價變動也將增厚其預期投資收益。而以保險為代表的眾多內地資管機構今年來在流動性超發的背景下規模快速擴張，目前面對高企的負債成本，手上充裕的資金在投資端存在較大的配置壓力，從估值和匯價角度看香港市場的成長股無疑是這些資管機構理想的投資標的。滬/深港通投資總額度的取消，會進一步刺激內地投資者進入港市。可以期待這類成長型股票的估值將迎來一輪顯著提升，優質的成長型公司獲得更高的定價。

　　對A股市場而言進一步的互聯互通則更多意味著主流投資理念的進一步變革：隨著兩地市場互聯互通的深入，A股市場未來的國際投資者數量和資金規模將進一步提升。國際投資者基于扎實基本面和立足長期維度的穩定估值體系將為A股的主流投資理念帶來更深入的變革，使得A股的主流研究體系進一步傾向于基本面的判斷。

　　紀敏：2017年GDP預期增長目標可下調到6%-6.5%

　　紀敏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碩士生導師

　　適當下調GDP增長預期目標，貨幣政策要更加穩健，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共同維護好去杠桿的宏觀環境。當前和一個時期，既要看到我國總體儲蓄率仍然較高，仍有結構性加杠桿空間的一面，也要看到杠桿率不斷加速上升、經濟金融風險加速積累的一面。從目前看，債務擴張在邊際上推升杠桿率的負面效應已明顯大于拉動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同時得益于經濟總量擴大、結構改善以及勞動年齡人口不斷減少等因素，就業對速度的依賴也明顯減緩，建議下一步將2017年GDP預期增長目標，在2016年預計實際增速6.7%的基礎上，下調到6%-6.5%，這樣全社會杠桿率增幅可相應下降1.9-3.12 個百分點。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近年來杠桿率尤其是住戶部門杠桿率仍上升較快，但得益于2014年以來的連續多次降息，以及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引導市場利率逐漸下行，利息支出占新增債務的比重逐步下降，企業部門2015年這一比重為57.8% ，較2014年下降3.5個百分點，2016年預測值將進一步大幅下降。住戶部門利息支出占新增債務比重也有所下降，但由于債務增長較快，絕對比重仍略高于50%。政府部門得益于債務置換則效果更為明顯。利息支出占新增債務比重的下行，意味著維持存量債務流動性所需的貨幣供給減少，M2增速可下調至10-11%。

　　財政政策兼具總量調控和結構優化功能，能夠將穩增長與去杠桿、補短板、保民生更好地結合起來，下一步在貨幣政策趨向穩健中性的同時，財政政策需要也有條件進一步加力。一方面政府杠桿率總體水平仍較安全，另一方面得益于存量債務置換，債務流動性風險也明顯下降。需要指出的是，財政政策加力一方面要保持適當支出力度，另一方面更要加大減稅力度，逐漸做實養老金個人賬戶，加大對醫療教育等領域公共服務投入，通過房地產和“營改增”等稅費體系改革，減少地方政府加杠桿擴大投資的沖動，引導其將財政資金更多用于鼓勵民間投資，避免政府主導的投資過多而產生擠出效應。

　　范劍平：財政政策要更多發揮結構性引導作用

　　范劍平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

　　從供給、需求兩方面著力破除制度性障礙，是財政政策引導資金流向的政策發力點。

　　首先，把地方政府從房地產利益綁架中解脫出來，實體經濟才會真正獲得基層政府的真正重視。對實體經濟恢復投資吸引力的政策近年來出臺不少，但將主要癥結診斷為“融資難”恐怕不夠全面。如果投資回報率過低，即使便利的融資條件下企業仍然不會有投資積極性。實體經濟與房地產的利益爭奪中，房地產處于一花盛開百花煞的地位，而房地產是地方政府重要財力來源，千方百計保護房地產利益的結果是抬高了制造業的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等，誘惑制造業企業轉向房地產領域掙快錢，尤其是大量央企國企在各個城市當“地王”，影響極壞。當前，如果要房地產短期利益，還是要實體經濟生存環境好轉，成為各級政府面臨的選擇。如果地方政府沒有取代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稅收的財力來源，在實際工作中就不會認真推進房地產去庫存的任務。2016年前3季度，房地產在庫存巨大的情況下，商品房銷售面積105185萬平方米，房屋新開工面積122655萬平方米，新開工面積大于銷售面積，意味著商品房的潛在庫存還在增加。財政政策必須從中央與地方財力更合理分配的制度改革入手，幫助地方政府對從利益上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

　　第二，將有限的減稅政策資源集中用于鼓勵企業加大科技研發投入。財政政策的擴張有兩種途徑，一是政府將政策資源用于立竿見影的擴大基建投資等政府支出，二是用于減稅，當前尤其是對科技研發活動的減稅激勵，政策效果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體現。當前，我國更加需要結構性減稅的財政激勵，給出一個明確導向，讓創新性企業的研發投資得到更多鼓勵。我國仍然處于高儲蓄率階段，社會資金充裕，投資方向必須從過去更多投資鋼筋水泥轉向更多投資科技研發。這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是一場痛苦的蛻變，財政政策應當起到引導和助推作用。今年出臺的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加大落地力度，放寬享受加計扣除政策的研發活動和費用范圍，允許企業追溯過去3年應扣未扣的研發費用予以加計扣除，簡化審核，對加計扣除實行事后備案管理，對可加計扣除的研發費用實行歸并核算。中央政府應當對鼓勵科技研發的財政政策落實情況實行督查，并適時出臺更多鼓勵科技創新的減稅政策。

　　第三，加快城鄉戶籍制度改革進度，扭轉城市化早衰的危險趨勢。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并與城鎮居民有同等權利和義務。實施居住證制度的政策門檻要放低，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這方面中央財政要多掏真金白銀，激勵地方政府吸納農民工落戶的積極性。建立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同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機制，土地出讓規模要與房地產去庫存任務統籌考慮。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支持引導其依法自愿有償轉讓上述權益。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和城市化進展放慢，加劇了產能過剩的壓力。只有從制度改革入手促進城市化加快，才能解放城市化帶來的需求，緩解產能過剩矛盾。

　　王家春：美國經濟在整體上很難轉入高增長狀態

　　王家春 中國保險業協會首席長期利率專家

　　許多人很擔心美聯儲加息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動蕩。我認為，盡管美國的科技巨頭們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占據主導地位，但由于此輪科技革命對普通勞動力就業的排擠效應，以及全球整體環境對美國的拖累，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經濟在整體上很難轉入高增長狀態。同時，由于財政赤字很難消除，而且政府債務余額本身有指數化增長的動力，美國政府債務率很難轉入下降過程，回落到90%這個高壓線以下則幾乎沒有可能。受此綁架，美聯儲不可能將基準幾率推向一個新的上升周期。即便某些因素促使美聯儲加息，但它很快就會發現美國政府財政和就業形勢根本承受不了利率的持續上升，并且被迫回歸其“零利率傾向”。

　　張春：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一些“典型事實”

　　張春 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金融學教授、執行副院長

　　我和幾位經濟學家發表的一篇論文，發現和研究了中國經濟趨勢性和周期性的一些典型事實。其中有些事實是大多數人已經了解的，但是有些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而且和國外的事實很不一樣。我們發現關于趨勢性變化的一些典型事實包括：

　　T1: 投資對產出的比值從1997年的26%上升到2014年的34%；與此同期消費對產出的比值從45%下降到36%。

　　T2: 勞動收入占總收入的比率從1997年的53%下降到2010年的47%。這個趨勢在2010至2014年間略有逆轉。

　　T3: 長期貸款對短期貸款的比值從1997年的0.4上升到2010年的2.5。

　　T4: 重工業資本總量對輕工業資本總量的比值從1997年的2.4上升到2011年的4.2。

　　T5: 重工業的營業收入對輕工業的營業收入的比值從1997年的1上升到2011年的2.6。

　　同時我們發現的關于周期性的一些典型事實包括：

　　C1: 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投資和消費的的相關性很弱甚至是負的；

　　C2: 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投資和勞動收入的相關性很弱甚至是負的；

　　C3: 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長期貸款和短期貸款的相關性是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