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中國、蒙古及韓國局高級經濟學家趙敏

“現代全球經濟的一個主旋律就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創造性破壞的核心特點是，今天新的業態不斷地取代舊的業態，新的技術不斷地取代舊的技術。如果我們的政府不能快速應對這樣的變化，適應這樣的變化，就會出現美國的藍領工人受到損失。”12月10日，世界銀行中國、蒙古及韓國局高級經濟學家趙敏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變局下的包容成長”上如此表示。

以下為趙敏發言實錄：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出席這樣一個盛會，關于全球經濟走勢大致的判斷，大家都還是比較有共識的，我就不多說。簡單把三位先生說的總結一下，這和我們的判斷基本也是一致的。第一，全球經濟確實面臨低速增長的態勢，我們估計今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和去年大致持平，明后兩年整個全球經濟，估計也不會有大的反彈，會在非常低的基礎上溫和的有所恢復，稍微有所增長。同時，經濟下行的風險在不斷地加劇，剛剛幾位先生已經提到了，貿易保護主義在抬頭，全球金融市場面臨很大的不穩定性，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各個國家政策協調面臨巨大的挑戰。在這樣的一個經濟低迷而下行風險在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各個國家的政策空間卻在不斷地收窄。從貨幣政策來講，各個國家現在的政策利率基本上已經接近地板，進一步降息或者放松的空間已經非常狹窄，一些非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我們也看到效果正在不斷地減弱。財政政策的空間，因為受到公共債務，現在已經達到了歷史的峰值情況下，進一步擴大的空間也非常有限。總體來講，下一步各個國家在面臨經濟下行風險和沖擊的情況下，能夠做的就是結構性改革，包括抵制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推動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加大國內經濟治理結構的完善，提高公共和政府的行政效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調整的力度，包括加大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的投入等等。在經濟學界，調整政策是有共識的，我特別想講的一點，就是在這些好的，或者政策有共識的情況下，為什么各個國家卻和我們的經濟學家的判斷或建議是背道而馳的。由新經濟和技術經濟變革帶來的創造性的破壞，現代全球經濟的一個主旋律就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創造性破壞的核心特點是，今天新的業態不斷地取代舊的業態，新的技術不斷地取代舊的技術，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會，會帶來非常動蕩的變化。有些人會在短期內受益，有些人會在短期內受到損失，如果我們的政府不能快速應對這樣的變化，適應這樣的變化，就會出現美國的藍領工人受到損失，他就會提出他的訴求。他的驅動可能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但他說我利益受到沖擊了，我需要變化。

第二，在現在全球經濟的技術變革的速度是在不斷加快的。過去在人類的發展歷史上來講，技術變革可能幾百年一次，縮短成100年、50年、30年，在今天這個社會可能三、五年就會出現一個重大的技術變革，這種情況下，決策者應該起什么樣的作用，提出了非常嚴峻的挑戰。從最近幾年行為學和社會學的最新發展成果來看，一個突出的發現，就是說我們的人思維和社會大多數情況下是理性的，但是還有很大情況下是非理性的，這邊是在完全經濟對稱的情況下，可能也是非理性的，會受到他所處的政治、文化、社會等因素的影響。2015年世界發展報告，《思維社會行為》那本書里，有很多很詳細的案例和實驗上的一些證據。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即便是我們當時對幾千個最前沿的發展經濟學家做調查，發現最前沿的，而且有實際經驗的發展經濟學家，做出來的政策判斷，也有可能是有偏差，或者說是偏離的。我們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可能需要考慮一個特定的環境，在一個國家適用的政策搬到另外一個國家不一定適用，去年或者以前一直運行良好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可能不一定適用。所以，這對我們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提出了非常嚴峻的挑戰。

在今天的社會里，除了要強調政府要做什么，可能還要考慮第二個問題，就是怎么做？怎么制定政策，怎么做的問題。這是一個二階的問題，但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很多一階的好的建議、好的政策不能落地，即使落地了可能落實不下去。我談一談二階怎么解決的問題？我個人總結了四個方面：第一，政府需要快速的和商業主體、市場主體、居民不斷地溝通，這個快速的溝通是能夠保證政府能夠快速對此做出反應的一個基本的前提。中國有句俗話，叫春江水暖鴨先知，政府主觀的政策決策往往會出現誤導。第二，我們政府做了什么，怎么做的，結果怎么樣，應該充分的信息披露，這樣才能集全社會的智慧幫助政府做出良好的判斷。第三，評估。一個政策出臺之前，應該進行全方位的評估，不僅有政策效果的評估，還有對影響人群的評估。第四，快速決策機制和改進，這樣一個過程應該是不斷循環的過程。“變”是今后一個不變的主題，如何應對這樣一個變化的格局，可能在各個國家治理結構上，以及政策上，做出一些及時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