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登特（Susan Dent）是英國最知名的詞匯專家之一。她在新書中詳細分析趣味叢生的外來語和豐富多彩的俚語。這些詞語存世有數百年之久。

"eavesdropper"一詞最初是指借口出去透透氣，站在滴水（eavesdrip）屋檐下與人談話，以期捕捉到鄰院有趣八卦的人。

我的父母曾說，我總是喜歡偷聽別人講話。但是，我可不想聽到一段猥瑣的閑談，我只是想理解對話里的詞匯。我忠實地記錄下偶然聽到的詞語，之后認真鉆研，想要破解這些陌生卻縝密的“密碼”。從此以后，這成為了我一生熱衷的事業。

后來，我用完了許多本筆記；慢慢地，我也成為了一名專業的詞匯研究學者。我發現，從足球粉絲到殯葬員，從特工到彈球玩家以及政治人物，人人都至少從屬于一個社會群落。從群落概念上，我采取的是人類學的研究方式；這些群體更多由職業和興趣決定，而非基因。

我在新書《登特的現代部落》（Dent's Modern Tribes）中談到，了解每個具體群落的最佳方式就是對其語言追根溯源、窮原竟委。

“排除障礙”

“部落式”對話歷史悠久。最早的一些詞典匯集的是黑道上的黑話，躲避當局監控或防止其他“外人”威脅交易的一種方式。很明顯，這也是一種善意的戲謔。一個世紀前，或者更早的時候，如果兩個攔路搶劫的強盜在月黑風高的夜里相遇，他們倆都會互相耳語“這首曲子已付費”，作為從事同一行當的暗號，同時提醒對方，他們絕不可能因為對方耽誤交易。

我從屬的第一個群落是學校——一所女修道院。我們過去把懺悔叫做“泄密測試”（confession test），因為（我猜想）人們在簾子后面把秘密（bean）都講了出來，

而我們每周罪行輕重都可以從神父要求懺悔禱告的長短反映出來。所以，H3并不是一種鉛筆，而是為一般的不當行為念誦三遍圣母經(Hail Marys)（我記得自己從未背過整部玫瑰經，只有贖還最重罪孽才需要這樣做）。

從那時開始，我就參加了各種各樣數不清的團體，每一種都有自己的特色“黑話”。就像所有人一樣，我能根據交往之人所處的團體，在不同”黑話“間轉換自如。正如回家時有些人會換成另一種”黑話“，說天氣用“nesh”（怕冷））而非“cold”(天冷)。我會告訴一同騎車的伙伴，我上一次騎車時很費力（bonk），換句話說，我在精疲力盡的情況下騎車撞上了墻，這事讓我記憶深刻（也很不愉快）。

當然，用“bonking”一詞，可能會讓一些不騎車的人誤解，就像一個外行人聽到一個“twitcher(觀鳥迷)”或“birder(鳥人)”，會以為“漏捕”而心灰意冷，或者聽到“慶祝排除了障礙”（celebrate unblocking the blocker）時，以為是“打亂了思路”。

但是，所有這些詞語都會對他們所處的群落的思維方式產生影響。對于“birder(鳥人)”一詞，你可以感受到別人看到了一只罕見的鳥（an extremely elusive bird 即crippler）、而自己卻錯過了的沮喪感。（另一方面，“Unblocking the blocker”這個短語最終會在你的百鳥譜上出現，因為你看到了一個逃離視線許久的“超級不完美事物”）

“她站在地板上看起來好性感”

我在為新書做調研時，遇到了各種各樣令人心花怒放的驚喜。比如說，建筑工的互相逗樂富有趣味，既點亮了自己的生活，也讓無意間聽到對話的人心生愉快。從他們那里，我學到了一些表達：“鼻涕”(snotter)指任何意外粘在油漆或石膏上的東西，“把肥肉灑到萊昂內爾•里奇（Lionel Richie）的舞池里”(spreading the fat on Lionel Richies dance floor)指給天花板涂灰泥，而“足球運動員加里•內維爾（Gary Neville）慣常一瞥”（footballer Gary Neville gets a frequent looko-in）則表示建筑工需要使用水平儀（或者 “泡泡”）。

熱衷搜集火車機車號碼的人也很有意思，這個群體的年齡段也變得更小，還有更多的女性參與進來。從一群本能夠參加潮人媒體會議的年輕機車號碼迷那里，我學習到了機車“型號”的詞匯，經歷從一個“正常人”（非愛好者）到一個“鐵軌人”（trackbasher）（最狂熱的機車號碼迷）的過程。（我想我只是個“伯特”（bert），即一個普通旅客，腦子里想的只是從A地到B地。）

另外，出租車司機要的不只是“知識”，而是要對倫敦街道路線了如指掌。依靠“山核桃木”（hickory）（dickory dock, 即計時器）謀生，出租車司機創造出了一系列詞語，并讓它們與開車一樣津津樂道。在他們眼里，乘客可稱為“比利•邦特”（Billy Bunters）（英國作家漢密爾頓所著小說中的一個學童punter），男乘客和女乘客分別為“公雞”（cock）和“母雞”（hen），單一乘客是“一枚大頭針”（the single pin），需要跑長途而與司機組成最佳組合的乘客則是“黃金清道夫”（golden roader）。

出租國司機甚至會給倫敦的地標重新命名，國會大廈是“煤氣廠”（Gasworks），國王十字火車站停車處是“香水瓶”（Scent Box），英國廣播公司大廈則是“廢話商店”（Triple Shop）。他們隨意地用這些詞，也會聊那些個坐“霸王車的人”（ bilker）——指那些到達目的地不付錢就下車的乘客——的事。

同樣大名遠揚的是有關足球員、梵文學者及管理者的趣事。在足球迷和評論員之間，足球運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語言，“質量”（quality）和“等級”（class）成為了“選擇”（chance）形容詞，“你懂的”（y’know）充斥于談話之中，“看，我說的吧”（like I say）則比史蒂芬•杰拉德（ Steven Gerrard）更受歡迎，甚至是在這么說的時候，其實之前從未講過。總而言之，“你沒辦法改變它。”（you couldn’t make it up）。

在所有這些群體中，部落式談話是一種簡單快捷地團結成員的方法。但是，當然也有其它一些群體也有自己的語言：難以破解、保密性強。

一些詞只能是內部人員聽懂，外行人聽起來則云里霧里的。以共濟會成員為例。共濟會的語言里有大量豐富、洪亮的圣經式詞匯，完全與入會儀式相匹配，可是，這卻又與其向公眾開放的意愿相違背。而對軍隊語言來說，行軍密碼直接決定生死存亡。

許多這種不為人知的語言跨越了兩個世界，既為群體提供了肯定性戲謔語，也為現場工作加密。

在類似的交流中，你可能無意中聽到女警說起 “盜車者”（obbo） 的“觀測氣球”（twoccer）的情況——觀察一個偷車賊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盜取車輛）；而她的刑事同事則可能在抱怨監獄（nick）里的“工作軸”（job rool）的質量——其實是說警察局的廁紙太過粗糙，就象他們關起來的罪犯一樣粗野（rough）。

以上列舉的只是我找到和記錄下的語言里最喜歡的一小部分，

而在我自己所在的群體里還有其他一些詞語，如說詞典編纂者的“雞蛋玉米”（eggcorn），用來描述像“切奶酪”（' cut to the cheese'）這樣的語言誤解成為正確表達的現象；又比如說，攝影師說的“她站在地板上看起來真性感”（ 'she's looking hot on the floor'）其實并非贊美，而是指模特在這種布景下看起來過于亮眼。我們身邊有著各種各樣的不為外人所知的語言，歷史悠久，內涵豐富，有很多梗和只有圈內人懂的小笑話。

另外，我們還能確定一件事：部落式的談話永遠不會有消失殆盡的一天。就像英語這門語言一樣，我們的群體式談話會一直向前進化，而像我一樣四處打聽的人只能一步一趨地跟著。不過，我會不斷跟進——我還有許多未及填滿的筆記本，我為語言做的“鳥類記錄”才剛剛開了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