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灼的等待、殘酷的等待、絕望的等待，32歲的張子敬（應受訪人要求化名）清楚那種滋味。她女兒出生不久被診斷出膽道閉鎖，死亡率幾乎百分之百，肝移植是唯一出路。幸運的是她等到了肝源。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這位年輕母親見識了各種生死關頭的等待。有人在等待中死去，有人好不容易等來了肝源，但身體已經不行了。往往昨天看起來還好好的一個人，今天已在接受搶救，或其家屬已在收拾遺物。

　　每天深夜守在女兒病床邊的張子敬，都會聽到一陣陣嘶喊，“讓我死吧，別管我！”聲音來自一個肝昏迷的男人，由于是不容易配型的O型血，同時瘦到只能用十幾歲小孩的肝源，他等待了一年。

　　女兒出院后第二天，張子敬聽說，那個男人死了，終于沒有等到。

　　中國的器官移植存在巨大供需缺口，缺器官，缺醫生，也缺醫院。

　　原衛生部副部長、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國每年等待器官移植者實際人數為兩萬多人，而全國只有幾百位器官移植醫生，能夠開展的手術在1萬例左右。具有器官移植手術資質的醫院只有169家，其中肝移植70多家，腎移植90多家，心臟移植的20家，肺移植的還不到20家。

　　“我們呼吁最少增加到300家。”黃潔夫說。

　　缺口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肝膽外科醫生李照也熟悉那種等待。他連用了幾個“太多了”，形容自己見過的在等待中去世的病人。

　　2013年，北大人民醫院開始停用死囚器官——用黃潔夫的話來說，我國器官移植很長一段時間依賴從死刑犯身上摘除的器官——在李照的印象中，那一年肝源變得更加緊缺，醫院僅做了數十例肝移植手術，而此前最多一年做了100多例。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后，死囚器官源開始減少。中國肝移植注冊系統公布的數據顯示：肝移植數量在2005年、2006年達到頂峰，分別為2970例和2781例，2007年減少了約三分之一，降至1822例。

　　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器官移植的供體，公民逝世之后自愿器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的唯一來源。當黃潔夫首次向醫學界同行宣布這個消息時，許多人并不理解。不少醫生認為“中國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

　　然而，黃潔夫卻堅信，是春天到了。他在不同場合強調，“使用死囚器官是飲鴆止渴”。

　　他說，很多國家都經歷過使用死囚器官的過程，但那些國家較早建立了公民器官捐獻體系，而我國長期缺乏。必須要構建一個陽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獻系統，來取代灰色的死囚器官獲取。

　　有人主張不妨“廢物利用”，但黃潔夫認為，死囚器官渠道的存在，會極大地抑制公民捐獻的意愿。

　　2015年禁用死囚器官當年，中國公民逝世后捐獻器官2776例，完成10057例器官移植手術，刷新了歷史紀錄。2016年器官捐獻和移植的數量又增長了50％。

　　迄今為止，已有8萬多名中國公民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愿者。但差距顯而易見：美國人口僅3.19億，登記了1.2億人。

　　今年9月，張子敬為女兒在器官移植等待者預約名單系統里登記排隊。有一次，醫生通知她來了一個肝源，但另一個孩子和肝源大小更匹配、情況更危急，于是她把肝源讓了出去。沒想到，由于等待時間過長，開腹后醫生發現，孩子體內的癌細胞已經擴散，不久后那個孩子沒了。

　　之后又是兩個月的漫長等待。每一天，張子敬都陷在焦慮中，無時無刻不在想女兒能不能撐到等來肝源的那天。她認真地考慮過親體移植，然而檢查發現，她有脂肪肝，丈夫則配型失敗。

　　有一天凌晨兩點多，醫生突然告訴她，來了一個“挺好的”肝源，不過需要和另一個孩子分一個。“那個孩子很緊急，可能給他分一塊，他就能活。”

　　最終那個孩子還是沒活下來，等到肝源時，他已陷入全身器官衰竭狀態。

　　第二天一早，一小塊健康的肝臟被植入9個月大的女兒體內，張子敬聽醫生描述，取出的壞肝已經硬得像塊橡皮。

　　不管怎么說，她等到了。

　　壓力

　　住在醫院時，張子敬每天都會目睹讓她流淚的一幕：那些給孩子割了肝的父母，忍著痛，彎著腰，扶著墻，掛著帶血的引流袋，慢慢做著康復運動。

　　這些切肝的父母，絕大多數都是出于無奈，要么是經濟窘迫，要么是等不到肝源。在她看來，“他們是了不起的父母，是值得尊敬的父母，更是無奈的父母。”

　　雖然親體器官移植排異性較低，且肝臟再生長能力很強、理論上對供體傷害不大，但是否應該鼓勵活體器官捐獻，一直存在倫理爭議。

　　58歲的陜西榆林農民周俊成仍在等待。他需要預付10萬元押金，才有資格變成長長的等待名單中的一個。

　　但他現在還拿不出這筆錢。哪怕湊齊押金，移植手術最少需要準備60萬元，還不包括后續的高額服藥費用。因為親體移植費用能減少大約30萬元，子女們想要捐肝救父。

　　如果一個人切下的肝不夠，兒女甚至愿意兩人拼一個肝，共同移植到父親體內。雖然，一家人仍不知道如何才能籌到這筆錢。

　　他的肝臟正在不可逆轉地壞死?，F在，他的面前擺著一個殘酷的天平：一邊是自己，一邊是兒女。

　　他的妻子，一位頭發灰白的農婦，忍不住淚水漣漣——倘若偏向天平的一邊，醫生將打開一個或一對子女的腹腔，割下一部分肝臟，并留下幾乎占據整塊肚皮的“Y”形刀疤。天平的另一邊，是丈夫將永遠離開這個世界。

　　現在，周俊成臉色黑黃，皮膚松弛，生命靠流食維持。任何帶有棱角的食物，哪怕是一片小小的青菜葉，都可能變成鋒利的刀，劃破他胃底極其脆弱的血管，將他推向死亡邊緣。

　　“治肝病就像修破船，一會兒堵個窟窿眼，一會兒補下桅桿，勉強維持這條破船不沉沒，但最終這條船還是要沉的。肝移植就不一樣，干脆舊船不要了，再買條新的，重新起航。”北京肝移植受者聯誼會會長、接受過肝移植的李祖澄，常用一個醫生打的比方告訴“肝友”們。

　　周俊成的這條船已經快沉了，也買不起新船。為了保住他的性命，這個農村家庭已被掏空，過去一年看病花掉了20多萬元。

　　黃潔夫認為，經濟原因是現階段制約器官移植的最大瓶頸。雖然公民捐獻的器官是無償的，但是器官獲取、保存和運輸的成本，比親體器官移植要大得多。

　　他說，發達國家器官獲取、保存、運輸的成本是由政府財政覆蓋的，因為器官移植屬于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是“生與死的決策”。而中國的醫改還在路上。

　　“這是一條迅速致貧之路。”李祖澄總結。他解釋，目前在北京等地區，腎移植至少需要花費30萬元，肝移植和心臟移植至少需要60萬元，器官移植未被納入醫保，大多數家庭難以承擔，要么借錢，要么賣房，要么募捐。

　　14年前，罹患肝癌的他揣著一個“大肚子”，里面都是肝腹水，平躺著喘不過氣，站著又睡不著。每天夜里，70多歲的母親將53歲的他抱在懷里睡覺。為了救他的命，一輩子沒求過人的老母親，舍了老臉找親戚借了30萬元。

　　為了救命，北京肝移植受者聯誼會副會長武海林賣掉了名下唯一的房子。2009年，那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賣了90萬元。不過，他反復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肝友中，我絕對是個幸運兒，至少身為北京人，家里還有老人可以靠著。”

　　他住院時，鄰床是一個河南的年輕人，自己是個醫生，在老家有別墅，但還是告訴武海林，“做不了，沒錢，家里還有3個孩子要養。”

　　生命最后關頭，他嘴里吐著血，堅持讓急救中心把他轉回了老家。

　　“有房子賣還好，沒房子賣怎么辦？那就等死唄！”一位接受過器官移植的“移友”對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