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雖然繼續沿用“穩中求進”的經濟工作總基調，但與以往不同，會議對“穩中求進”進行了更加詳細與明確的表述，“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這一表述是自2011年提出“穩中求進”總基調以來首次出現，由此表明2017年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將顯著上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指出，與2016年相比，2017年的經濟工作重點與宏觀政策取向保持了一定的連貫性，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同時更加突出“促改革”。《新常態·光明論》欄目以下刊發陳彥斌的獨家約稿文章以饗讀者。

圖為湖南衡陽彩霞滿天的重點工程建設工地     陳地長/攝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

    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7年的經濟工作與宏觀政策作出了具體部署。與2016年相比，2017年的經濟工作重點與宏觀政策取向保持了一定的連貫性，比如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延續了“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區間管理思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等。與此同時，本次會議在治國理政思路與宏觀政策目標、方式、手段等方面的表述也呈現出一些新變化與新思路，總體而言有以下五大亮點。

    “穩增長”作為首要目標同時更加突出“促改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2017年宏觀政策的目標定位于“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與2016年的“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目標定位相比可以發現，2017年宏觀政策一方面繼續將“穩增長”作為首要目標，另一方面補充了“促改革”目標，并將其列在僅次于“穩增長”的位置上。

    高度重視“穩增長”是因為要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并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經濟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尤其是，要想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即“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需要2016—2020年平均經濟增速至少達到6.5%，然而，新常態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2016年已經降至6.7%左右，這也是近20多年來的新低。因此，2017年宏觀政策需要繼續重視“穩增長”。

    將“促改革”列為第二目標突顯出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當前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的影響，“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于幫助經濟更加平穩地運行。一是，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而有效治理產能過剩難題。二是，消除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市場進入壁壘，讓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發揮作用，增加高品質的民生產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三是，健全要素市場，使信貸資金等寶貴資源更有效地配置給高生產率的企業，激發微觀主體的內在活力，提高潛在增速。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業供求關系、政府和企業理念行為發生積極變化”，2017年更應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力爭取得實質性進展。

畢興世/攝

    推動經濟工作同時更加重視社會穩定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雖然繼續沿用“穩中求進”的經濟工作總基調，但與以往不同，會議對“穩中求進”進行了更加詳細與明確的表述，“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這一表述是自2011年提出“穩中求進”總基調以來首次出現，由此表明2017年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將顯著上升。

楊廣峰/攝  

    在經濟工作中更加強調社會穩定，主要是考慮到當前較大的貧富差距與就業壓力。貧富差距方面，雖然2008年以來中國的收入基尼系數成功實現了“七連降”，但是更能反映貧富差距實際情況的居民財產差距卻在不斷拉大。《全球財富報告》顯示，2008—2015年中國居民財富（中位數）增長率為64%，而前10%和前1%富裕人群的財富增長率分別高達96%和131%，可見貧富差距問題仍然較為嚴重。就業壓力方面，2017年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一是高校畢業生數量預計將比2016年增加30萬人，達到795萬人的歷史最高點。二是“去產能”進程的深入推進或將帶來局部地區的失業潮。三是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將使部分企業的生產意愿下降，從而減少用工需求。有鑒于此，2017年經濟工作的推進必須要以社會穩定為前提，深入細致地做好社會托底工作，保證社會和諧穩定。

    宏觀政策更加重視預期管理

    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關預期管理的表述較少，僅提及要“更加注重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心理預期”。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多次提及要引導預期，而且強調要“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梢?，預期管理已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總需求管理這兩大核心調控手段相并列，成為宏觀政策的重要工具。而且，預期管理又列在意義同樣十分重大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之前，這更充分表明2017年中國對預期管理的重視程度將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預期管理的核心機制在于，通過信息溝通引導公眾預期向政策目標靠攏，以有效地提高宏觀政策效率。從發達國家的政策實踐來看，預期管理在穩定經濟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比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西蘭、瑞典等國家通過采用通脹目標制為公眾提供清晰和準確的長期通脹目標，有效錨定了公眾的通脹預期，保證了經濟的平穩運行。再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通過前瞻性指引政策既引導了預期利率下行，又提振了市場信心，更好地幫助貨幣政策實現穩定經濟的目的。

    中國也十分有必要加強預期管理。其一，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存在，企業信心不斷下降，央行的調查結果顯示企業家信心指數在2016年已降至新常態以來的最低點，由此亟需宏觀政策加強前瞻性指引，穩定公眾預期。其二，中國的貨幣政策正處于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的關鍵時期，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顯著下降，因此迫切需要通過提高政策透明度等預期管理方式提高政策效率。然而，目前中國預期管理做得并不到位，貨幣政策的透明度還不高，也沒有采用前瞻性指引等手段。有鑒于此，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預期管理的著重強調十分及時，具有重要意義。

圖為山東省青島即墨市剛剛竣工的居民樓  董乃德/攝

    提出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針對房地產市場的核心調控思路是“化解房地產庫存”，今年發生了明顯變化，提出要“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

    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思路之所以發生變化，主要是因為過去一年在去庫存過程中部分城市出現了房價上漲過快的現象。表面上看，房價快速上漲可以推動房地產行業以及上下游關聯行業的繁榮發展，從而有助于“穩增長”。但是從歷史經驗來看，房價過快上漲所形成的房價泡沫很可能給經濟帶來沉重打擊甚至引發危機。美國1929—1933年的“大蕭條”、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大衰退和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等重大危機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房價泡沫的形成和破滅所導致的。不僅如此，房價快速上漲還會進一步加劇貧富差距，影響社會穩定。

    構建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有助于推動房地產回歸“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從而“抑制房地產泡沫”。一方面，過去常用的限貸、限購等房地產調控政策主要是從需求端入手，而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主要從供給端著手解決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土地供求失衡等關鍵問題，可以更好地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可以有效避免以往調控政策較為短期且隨意性較強等問題，從而更有效地穩定市場預期，防止房價的大起大落。

圖為江蘇省海安：引導紡織出口企業轉型升級 周亮/攝

    提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的要求

    相比于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等表述，今年會議明確提出要“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并將其作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對實體經濟的重視程度大幅提升。

    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主要是為了應對近兩年資金“脫實向虛”現象較為嚴重等問題。一方面，企業對實體經濟的投資意愿十分低迷，突出表現為民間投資增速的斷崖式下滑。另一方面，大量資金“脫實向虛”導致“衰退式泡沫”不斷產生，加大了經濟運行的風險。2015年的股市泡沫和2016年的房價泡沫都是典型的“衰退式泡沫”案例。資金“脫實向虛”的根源在于，以往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傳統產業大多陷入產能過剩困境而新增長點又尚未成型，由此導致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不斷下滑，缺乏對資金的吸引力。因此，本次會議強調著力振興實體經濟恰是對癥下藥。

    振興實體經濟需要著重做好以下兩方面工作。一是，通過市場化改革激發實體經濟的創新活力，催生新的增長點。市場化改革可以營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環境，消除行政壟斷與尋租空間，使創新成為企業利潤的主要源泉。二是，實施以放松管制、增強競爭為核心定位的產業政策，特別是要放松產業政策在第三產業對民間投資的管制，為民間投資提供更寬裕的發展空間。只有這樣才能提升民間投資的積極性，貨幣政策釋放的流動性與財政政策的減稅等舉措才能真正惠及實體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

    2016年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中國經濟穩中有進，實現了“十三五”的良好開局。展望2017年，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將進一步上升，中國經濟仍將面臨產能過剩、增長內生動力不足等突出問題。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7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已有清晰的判斷與認識，對2017年經濟工作與宏觀政策的部署已進行了針對性的調整，相信2017年中國經濟仍然能夠繼續保持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