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容得下、也聽得進企業家和學者談感受和觀點，這些觀點和感受從我國制造業存在的問題、企業負擔的國際比較、成本收益的權衡等角度，觸及了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頑疾沉疴和疾病苦痛，反映了企業家、學者以及社會公眾的關切與心聲，從某種程度上與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的“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的方向一致。但是，“死亡稅率”的表述與專業、理性、建設性的表達存在很大距離，不利于形成上下共識的最大公約數，遮蔽了本應解決既有問題的努力，容易引發負面預期，喪失對中國制造的發展信心。

　　符合事實邏輯的觀點和表述才能有證明力。近年來包括調高小微企業增值稅起征點、實施固定資產折舊稅前加計扣除和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推進營改增全覆蓋等政策措施，總體上呈現出明確的減稅效應，這是不爭的事實！比如以前購進固定資產、不動產不能抵扣，現在可以抵扣進項稅了；以前制造業購買技術、設計、咨詢等服務不能抵扣，現在可以抵扣進項稅了……實際上相當于給制造業提供了一種稅收優惠。營改增的階段性成果承認不承認，都擺在那里，不動不搖。

　　至于“中國稅負比美國稅負高35%”之說，不妨從三個方面觀察：

　　第一，不能簡單將我國制造業增值稅最高檔稅率17%與企業所得稅25%相加，因為名義稅率是一回事，實際稅負則是另一回事，畢竟增值稅不像營業稅那樣以業務收入總額為基礎納稅，而是以銷項稅抵扣購進環節的進項稅后的差額繳稅。

　　第二，把土地成本、用能（電、天然氣）成本、“五險一金”等人工成本計入稅負，從投資經營的角度考量無可厚非，但從會計專業角度看，是錯把“馮京”當“馬涼”之舉。

　　第三，無論企業還是個人，都希望輕稅，但正應了西方的一句名言：“只有死亡和稅收是不可以避免的”。馬克思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中美稅制結構和發展階段不同，我國企業是繳稅主體，企業增值稅和所得稅是主體稅種，個人所得稅只占總稅收的6.5%；在美國，企業所得稅稅率是35%，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的30%到40%。

　　中美兩國的稅收孰輕孰重，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企業家和學者的訪談、觀點之所以引起廣泛共鳴，是因為確實觸動了制造業的“痛點”。這一“痛點”和公眾心理呈多因素交織：一是經濟下行背景下企業杠桿率加大，現金流量趨緊，對稅負更為敏感，而美國“減稅”政策預期引發了企業家的“向往”；二是居高不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成本、用能成本、人工成本、物流成本、財務成本等形成的綜合成本，令我國制造業積累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三是稅收之外的行政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進一步擠壓了企業的生存空間。2012年至2015年，我國非稅收入年均增長18%，而同期稅收年均增長7.5%，可見企業“喊疼”的原因很大部分出在“費”上，看看一個縣的32種行政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目錄就能明白企業的“擔子”有多重了。

　　2017年，應落準、落深、落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 “振興實體經濟”的重要方針，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 “立竿見影”，盡快重塑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建議減稅降費要有“萬億規模”的力度，如此，企業和社會才會感知到溫度。只有不讓制造業“挑著擔子走山路”，才能對內穩住民間投資，對外穩住資本外流。

　　一個有溫度的財稅改革，必須綜合施策、精準施策。要適當簡化增值稅稅率，可研究決定將增值稅的17%歸并為13%；對于進項稅額大于銷項稅額形成的留抵稅額，超過4個月不能夠抵扣的，可考慮予以退稅；下大力氣取消地方政府行政性收費和各種名目的基金；將“五險一金”為主的人工成本降低10個百分點，養老金缺口可通過提高央企收益上繳比例和國資劃撥社保賬戶補足；增加就業市場的靈活性，平等保護企業家和勞動者雙方權益，改變目前“員工可以炒企業、企業難以炒員工”的現象；通過電力體制改革和相關改革，將用能成本在2016年基礎上減少15%；著力降低物流成本，逐步修改“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公路建設模式，回應企業訴求與民生期待，規范收費公路管理，降低收費標準，不能聽任公路收費政策長生不老，繼續推高物流成本與社會成本。

　　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且是一種有溫度的財稅改革。制造業的陰晴，企業的冷暖，正等待著這一政策溫度的傳遞和被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