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用三爺，廢職亡家”，是清朝官場上流傳的一句諺語。這里所說的“三爺”也并非指某一人，而是指三種人：“子為少爺，婿為姑爺，妻兄弟為舅爺”。曉陽理解，總書記引用這句諺語，并不是說這“三爺”“未必才無可用”，其潛在含義是提醒和告誡領導干部在廉潔自律的同時，必須嚴格要求和管理好自己的至愛親朋，不可讓他們任意逞威弄權，尤其不可一味任用至親或一再對其放縱。否則最終只能落得個“廢職亡家”的結局，正所謂“一用子弟至親，百弊叢生”。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我國傳統啟蒙教材《三字經》講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昔孟母，擇鄰處”，“養不教，父之過”。其中的“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講的就是五代時燕山人竇禹鈞五個兒子都做了相當于現代省部級的大官，成為中國古代成功教子的典范。東漢時弘農楊氏一門“四世太尉”，揚名天下，根本就在于身為太守的楊震為官清廉，秉行“清白傳家”，竇燕山教子有方，關鍵也在于他自己的身體力行。其實，當代也有像焦裕祿、谷文昌、楊善洲等一大批優秀共產黨人以身作則、言傳身教，不僅自律很嚴，對待子女更是嚴的近乎苛刻，而家人則靠著自己的本事吃飯，過得平凡而不平常，平淡卻不平庸，平安但也心安，可以說是既充實踏實又自由自在……

    古人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災殃。”我國歷史上有多少王孫貴族，雖一時功名顯赫、福蔭子孫，但兒孫輩照樣是家業喪盡、窮困潦倒、一事無成。再看看現如今的周永康、令計劃、蘇榮、周本順等等那些腐敗分子和他們的“少爺們”的所作所為和最終下場。徐才厚對家人管教不嚴甚至縱容袒護，妻子頤指氣使、貪欲膨脹，女兒嬌生慣養、生活奢侈，秘書利用其影響給人辦事、收受賄賂，最終個個身敗名裂甚或家破人亡。而郭伯雄早就看出兒子郭正鋼“這個娃不求上進，以后是個大麻煩”，還是縱容放任這個“任性公子”大搞違法犯罪之事。仔細想想，事物的發展總是因果聯系的，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正是因為郭伯雄之流或誤判形勢、心存僥幸，或貪腐成性甚或惡貫滿盈，才使這些“少爺們”將“貴胄子弟”盛氣凌人、頤指氣使的驕氣揮灑自如，將“官宦之家”綾羅裹身、甘肥充腹的奢靡暴露無遺，父子聯手共寫了“共叔之死”、“趙王之戮”的現代“官場現形記”。如果為人父母者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兒孫即使不能“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起碼也不會狗仗人勢、橫行霸道。

    “賀者在門，吊者在閭。”重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將“廉潔齊家，自覺帶頭樹立良好家風”明確為黨員領導干部的廉潔自律規范。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指出，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注重家庭、家教、家風，教育管理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禁止利用職權或影響力為家屬親友謀求特殊照顧；領導干部不準任人唯親、搞親親疏疏等。規定很詳盡，要求更明白，關鍵還是要篤學、深思、慎行，把忠誠根植于思想靈魂，把責任扛在肩上落到實處，把自我放低看小，把紀律舉高放大，為親情系上“保險帶”、裝上“安全閥”，用制度的“籠子”鎖牢“任性”的權力，始終做到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

    “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其實，絕大多數黨員干部甚至黨的高級干部，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奮和刻苦、憑借自己的努力和奮斗，一點一點地積累起來的，一步一步踏實走過來的。靜心深思、捫心自問，兒孫自有兒孫福。紈绔子弟你給他多大的舞臺，他也未必就能成為英雄，說不定永遠只會是一個扮演小丑或跑龍套的角色。正如林則徐的教子聯所言：“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么？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么？愚而多財，益增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