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系列困難，如何振興實體經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趙昌文認為，當前實體經濟困難的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具體表現為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以及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因此，要振興實體經濟就要解決這三個失衡，多管齊下、內外兼修。

　　“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核心和基礎，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本來源。現在虛擬經濟發展過度了，必須回歸其原有功能。只有讓虛擬經濟回歸自己的基本功能，發展實體經濟的成本才能降低，發展環境才能優化，發展新動能才能形成。”江蘇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南京大學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志彪接受《經濟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推動消費升級

　　“振興實體經濟首先要立足于現有生產和供給滿足國內消費升級帶來的品質提升需求，牢固樹立質量第一的強烈意識，全面加強標準和質量管理。”趙昌文表示，要引導企業發揚“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加強品牌建設，努力打造“百年老店”，增強產品競爭力。振興實體經濟的主戰場在制造業，要抓住“中國制造2025”戰略實施的機遇，全面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

　　一方面，要培育新產業新業態。廈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劉根榮指出，要關注國內市場需求變動帶來的新機遇、新產業。國內消費結構升級，特別是消費者追求高品質生活，如健康快樂綠色休閑的消費新理念，將帶動包括體育運動與器材產業、衛生保健產業、綠色食品產業、旅游度假產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趙昌文強調，要處理好“新”和“老”的關系，實現“老經濟”煥發“新活力”。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秦海林也表示，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既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也要注重用新技術、新業態全面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比如，互聯網和制造業的深度融合正在激發制造業的新動能。志高空調2016年前三季度銷售量同比漲幅超10%，實現逆勢增長的重要原因就是智能高端化戰略。志高集團董事局主席兼總裁李興浩介紹說。

　　浪潮集團執行總裁王興山表示，對于實體經濟尤其是傳統行業而言，通過向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運營和生產效率是必由之路。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下，企業信息化建設正以應用為中心向以數據為中心轉變。

　　釋放呆滯資源

　　在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劉根榮表示，還要解決國企產能過剩，淘汰僵尸企業，向市場釋放呆滯資源。要推進過剩產能行業國企間的兼并重組，鼓勵有能力的國企實施“走出去”戰略，實現過剩產能的國際轉移與優化布局。傳統產業特別是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企業是去產能的重點，可以通過征收排污稅大幅提高其環保成本，利用經濟手段解決問題。

　　劉志彪把落后產能分為三種，在技術層面，指以落后技術和工藝裝備為基礎的生產能力；在市場層面，指喪失了競爭力的生產能力；在政策層面，指環保、能耗、質量、標準、安全不達標、不合規制的生產能力。

　　“去嚴重過剩的產能，是為了重新恢復實體經濟的正常供求關系，推動實體經濟企業持續復蘇和振興。”劉志彪表示，用市場、法治的辦法去產能，就是要把前兩類落后產能全部交給企業和市場調節。對第三種落后產能，政府應抓住處置“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嚴格執行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以各種準入門檻來完成淘汰目標。

　　多位專家還表示，要通過抑制房地產泡沫，為實體經濟創造低成本的發展環境。2016年11月份，一線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房價格同比漲幅分別達到26.8%和30.7%，炒房收益遠高于實體經濟收益率。對此，趙昌文提出要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

　　劉志彪表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使其回歸消費品功能，為制造業降低成本、鼓勵創新創造良好氛圍；在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不僅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還要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

　　平衡“虛實”關系

　　秦海林指出，振興實體經濟，必須要處理好實體和虛擬經濟的關系。要在保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前提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總需求管理之間的動態平衡。通過財稅手段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和稅費負擔，增加實體投資利潤。同時金融業要始終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宗旨，遏制資金脫實向虛的傾向，降低企業貸款門檻。

　　“要給實體經濟企業加大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的力度，降成本具有雙向調節供求關系失衡的政策含義。”劉志彪解釋說，現在成本的高低問題，由于涉及產業轉移，已成國際產業競爭和國內經濟政策的焦點。從成本視角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發展效果。降成本包括降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兩塊。前者最重要的途徑是提升生產率，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如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單位產品的原材料成本等；后者就是要通過制度改革，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如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等。

　　根據工業企業和金融企業所得稅的匡算，2016年前三季度，金融業利潤約為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的1.3倍。對此，趙昌文指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鏡像反映，目前金融業強大的虹吸效應極大地削弱了實體經濟發展的根基。金融業高利潤的原因是多種因素造成的，比如金融業的準入程度、利率市場化水平，但規模的快速擴張和風險的延遲確認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要結合進一步“去杠桿”的部署，加快研究如何進一步完善金融業的監管體系，特別是監管機構是否可以在避免道德風險的前提下，適度降低對國有金融機構的利潤考核指標，以便金融機構能夠及時足額確認風險。

　　“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降低企業杠桿率是重中之重。實體經濟企業去杠桿，既是為其減負增利，也是為了防止出現金融風險。當下，由于地方政府債務與企業債務攪在一起，很難區分其邊界，因此重點去企業杠桿十分必要。此外，現在中國企業負債也很高，這樣下去可能會危及和掏空實體經濟。”劉志彪建議，維持降低企業杠桿率，一是要支持企業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二是要加大股權融資力度，降低銀行貸款比率；三是要加強對債務的軟性預算約束管理，強化企業自身對債務杠桿的硬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