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外儲夠用或者充足與否，全球尚沒有統一的度量標準。目前廣泛使用的有兩種指標，一種是重點關注基礎清償能力的傳統指標，另一種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的綜合衡量外儲充足性指標。從兩種指標來看，我國外儲的規模依然是充足的。長期來看，衡量外匯儲備是否充足，還需要考量人民幣匯率的彈性。

　　聚焦基礎清償的傳統指標

　　傳統外儲充足性衡量指標主要包括兩項：一是進口覆蓋，該指標反映在遭受沖擊情況下進口可維持的時間，國際貿易是最基礎的國際經濟活動，應予以最優先保障，充足水平要求外儲足夠應付3個月的進口；二是短期債務覆蓋，用來衡量一國在危機時的外債償還能力，充足水平要求外儲能100%償還一年內到期的短期外債。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今年1月底表示，從對外支付能力和債務清償能力看，目前我國外匯儲備規模仍是十分充裕的。按照傳統的衡量標準，在進口支付方面，外匯儲備需要至少滿足3個月的進口，假定沒有人民幣對外支付，目前是4000億美元左右的外匯需求，其實跨境已經可以用人民幣支付了。在對外債務償還方面，外匯儲備需要覆蓋100%的短期外債，目前本外幣短期外債規模為八九千億美元，比2014年末的1.3萬億美元明顯下降，說明近一段時期外債償還壓力已經得到較大釋放。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認為，除了外匯儲備，中國還持有其他儲備資產和外匯資產，這些資產也構成了中國對外支付能力的一部分，在極端情況下也可以用于維護金融穩定。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認為，評價外匯儲備是否充足，應從外匯儲備的最主要用途出發，優先保障進口支付和短債償還這些最基本的需要，避免發生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疊加的國際收支危機。

　　IMF指標兼顧多種壓力

　　外匯儲備面臨的沖擊和風險可能來自不同方面，為了綜合衡量，IMF提出了涵蓋一系列風險的綜合指標。

　　梁紅分析，該指標由反映國際收支潛在壓力的四個分項指標組成：出口收入，反映外部需求下降或貿易條件沖擊可能帶來的損失；廣義貨幣，反映國內資產清倉等形式的潛在資本外逃；短期債務，反映債務展期風險；以及其他負債，反映證券投資流出壓力。

　　根據這四類風險，IMF提出了風險加權方法測算的外匯儲備充足率，并根據歷史數據模擬出了不同匯率制度國家的適度外匯儲備規模系數。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表示，將中國按照固定匯率制來考量，截至2016年9月份，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率達1.18，處于IMF所建議的合理水平1至1.5之間，表明外匯儲備仍然充足，若按照浮動匯率制度考量，我國外匯儲備規模更是遠超IMF規定的上限。梁紅認為，從IMF綜合指標看，中國外儲大體充足。

　　不過，對于這一指標的合理性，業內人士有不同的看法。管濤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外匯儲備充足性評價新標準，既考慮進口支付、短債償還的需要，又考慮外來證券投資和直接投資的匯出需要，還兼顧境內主體資產多元化的需求。這種將不同層次的儲備需求動機混為一談的評價方法值得商榷。滿足境內主體資產多元化配置、外來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匯出需要，以及其他方面對外匯儲備的需要等，都屬于更高層次的需求，不宜歸于外匯儲備充足性考慮范疇。

　　充足性與匯率彈性有關

　　IMF提出的衡量指標并不完美，但展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則，匯率安排與彈性不同，需要的合意外儲規模也不一樣。

　　管濤表示，外匯儲備是否充足歸根結底是匯率安排問題。如果本幣匯率自由浮動，同時本幣又可自由使用，該國理論上就可以無須持有外匯儲備。

　　央行有關負責人曾表示，將進一步推進匯改，增加匯率彈性，最終目標是匯率的清潔浮動，也就是自由浮動。謝亞軒分析，從外匯市場建設、匯率市場化和清潔浮動的角度看，私人部門應該更多地持有對外資產，公共部門即央行持有的外匯儲備規模將穩步下降，實現“藏匯于民”。

　　長期來看，如果人民幣彈性增加，持有巨量外儲的必要性會降低。梁紅表示，更長期地看，中國需增加匯率彈性以更好地緩沖外部沖擊，降低持有巨額外儲的必要性。如果人民幣成為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的主要載體，貨幣錯配等風險可從根本上得到抑制。因此，中國還應協同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

　　管濤表示，目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朝市場化方向逐漸邁進，逐步實現人民幣匯率的清潔浮動仍是中國繼續堅持的既定目標。眼下眾說紛紜的外匯儲備規模問題，也許過兩年就不足為慮。將一部分外匯資源由國家集中持有轉為民間分散持有，反倒是有助于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提高外匯資源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