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繼續關注本欄目與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策劃的特別報道《司法護航中國經濟》。今天我們關注執行工作，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執行難一直是困擾著當事人和法院的一個難題，但是，近幾年，法院系統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破解執行難題，一場攻堅戰正在進行。今天我們給大家講的就是這場戰役的一個縮影。

2016年10月13日，武漢市江岸區人民法院執行局的執行法官，來到武漢腦科醫院看望一個特殊的病號。病床上躺著的姑娘名叫于亞楠，她已經躺在這里六年了。六年前，年僅23歲的于亞楠，正值花樣年華，剛從湖北鄖陽醫學院畢業，在武漢一家醫院實習，她一直夢想當一名白衣天使，還順利通過了醫師資格考試，一家人對她的未來充滿了希望。

　　2010年4月10日下午五點多，于亞楠下班回家，當她從人行橫道內，橫穿解放大道時，突然被一輛正在掉頭的小客車撞倒，不省人事。于亞楠的父母聞訊急忙趕到醫院，然而，等待他們的是殘酷的現實。事故導致于亞楠顱腦嚴重受損，一直昏迷不醒，身體情況也極不穩定，曾經數次被宣告病危，但是，醫生和家人始終都沒有放棄。

一場交通事故徹底摧毀了這個家庭的未來和希望，而持續不斷的治療所產生的巨額費用，更是壓得一家人喘不過氣來。事發還不到一年，僅醫療費、護理費就已經超過50萬元。

治療仍在繼續，為了保障女兒的治療，于家向肇事者提出索賠。根據交警的調查，肇事小客車的車主和駕駛員是同一個人，名叫孫松，事發路口禁止掉頭，而孫松當天違法掉頭，將正常行走的于亞楠裝倒，所以交警最終認定，孫松承擔此次事故的全部責任。最初，孫松曾經積極配合保險理賠，并且賣掉了肇事車輛，還拿出了一部分錢，用于于亞楠的救治，但是，很快事情便起了變化。從2010年7月份開始，孫松就不再接于家人的電話了。

　　無奈之下，2010年12月，于家將孫松起訴至武漢市江岸區人民法院，要求孫松賠償各項損失200余萬元，經過審理，法院將于亞楠接下來的治療、休息和護理時間暫定為兩年，判決孫松先賠償于亞楠57萬余元，兩年之后，于家人可以重新起訴，繼續索賠。然而沒想到，判決下來之后，孫松一家都消失了。

于家人拿著法院的判決，卻根本見不到孫松的影子，賠償款遲遲無法兌現。無奈之下，他們只好向法院申請執行。然而，執行法官發現，想找到孫松絕非易事。孫松家原來的房子已經拆遷了。因為回遷房還沒建成，所以孫松一家是在外面租房居住，但是，沒人知道他們租住在哪里。法官還了解到，孫松原來自己還有一套房子，但是交通事故后不到一個月，孫松就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賣掉了，而且沒有用于對于亞楠的賠償。經過查詢，孫松名下所有的銀行賬戶，也幾乎是空空如也。執行法官又找到孫松的工作單位，可惜也晚了一步，孫松已經辭職了。

　　從2011年9月開始執行，將近半年時間里，執行法官東奔西跑，但是，沒有人知道孫松究竟身在何處，也沒有孫松財產的線索。直到2012年3月，執行法官終于從孫松家原來所在的村子，獲得一個新的線索。

經過反復聯系，三個月之后，孫松的母親終于答應來法院一趟。然而很遺憾，見面之后，孫松的母親拒絕透露他們家現在住在哪里，對孫松的下落更是說毫不知情。但是，執行法官經過努力，做通了孫松母親的工作，她表示，愿意和老伴兒替孫松繳納賠償款。執行法官們總算松了一口氣。可是，好景不長，孫松的母親在給了法院7萬元之后，再次消失。

執行法官們不得不對孫松展開新一輪的查找工作。法官重新核實孫松相關的信息，發現他已經結婚了，而且還有了一個孩子。孫松的妻子名叫詹某某，但是，執行法官發現，想找到詹某某同樣十分困難，她的娘家也是拆遷戶，現在同樣找不到具體住址。而且詹某某沒有固定工作，經過進一步查詢，她的名下也沒有房產。

　　民事案件的執行不像公安機關的偵查，在對人的查找和控制方面有很多局限，所以很多時候，執行法官們也是十分無奈，眼看案件的執行已經進入第六年，可是依然沒能取得突破。

六年里，執行法官們一直沒有放棄，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新查詢一遍孫松和他家人的相關信息，看有沒有新的線索出現。而這六年里，于亞楠和他的父母則一直在苦苦支撐，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拿到賠償。

為了給女兒繼續治療和康復籌集資金，于亞楠的父母想盡了辦法，出事后不久，他們就賣掉了唯一的住房，賣房所得的30萬元，已經全部用于女兒的救治。賣房之后，一家人可以說已經是無家可歸，老兩口在醫院附近租了一間簡陋的平房作為落腳點，房租每月200多元，只有五六平米，空間十分狹小。于亞楠的父親在一家單位當保安，平時就住在單位集體宿舍，母親退休了，一個人住在這里。

　　房間里唯一的家用電器是一個電飯鍋，很多時候，母親就用這個鍋，給自己和女兒做一些再簡單不過的一日三餐。因為孫松下落不明，賠償款遲遲無法到位，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甚至于亞楠的很多康復治療，也因為沒錢，只能無奈放棄。對于未來，老兩口更是想都不敢想。

對于亞楠一家的悲慘遭遇，執行法官們也是深表同情，他們在堅持查找孫松下落的同時，還盡全力給這個家庭申請了十萬元的司法救助，當地政府還給于亞楠辦理了低保，醫院也盡可能給于亞楠的治療提供方便，并緩交部分費用。但是，這些救助畢竟是輔助性的。上次判決的57萬余元賠償還沒有執行到位，這幾年新產生的各種治療、護理費用，又積累了幾十萬。2016年5月，于家不得不再次起訴孫松，追加索賠這幾年的花銷。然而，就在這時，執行法官突然發現了一條孫松妻子的新線索。

　　2016年7月和8月，孫松妻子詹某某的社保突然不再是流動人員專戶，而是開始由一家單位負責繳納。詹某某應該是到了這家單位工作。執行法官迅速趕到這家單位，尋找詹某某。沒想到，經過了解，這家公司只是一個人事代理公司，詹某某有可能只是由他們公司代繳社保，并不在這里上班。經過查詢，詹某某果然是在另一個單位工作，但是，非常遺憾，她不久前已經離職了。

執行法官不愿輕易放棄，他們進一步查詢發現，詹某某的社保是通過一家招聘網站轉過來的，法官立即趕到這家招聘網站，果然有了一個重要的發現。詹某某曾經在這里留下了一個戶口地址，而這個地址執行法官之前并不掌握，難道孫松一家就隱藏在這里？

很快，執行法官就找到了房子的具體位置。為了不打草驚蛇，法官先找到社區，從側面了解這套房子住戶的情況。經過核對，孫松的妻子和兒子的戶口確實落在這里，但是，根據社區工作人員介紹，這套房里住的并不是一家三口，而是租給了別人。隨后，在社區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法官問租戶要到了房東的電話。租戶說房東姓孫，大約五六十歲。

　　法官猜測這個房東孫師傅，應該就是孫松的父親，這可能是孫松家新購置不久的一套房子，產權人很有可能也是孫松的父親。執行法官立即趕到房管部門進行核實，結果確實印證了執行法官的猜測。而且在查詢中，法官還意外發現，孫松的母親也新買了一套房子。

孫松的父母會不會就住在孫松母親新買的那套房里，孫松和他的妻子、孩子會不會也和他們住在一起呢？事不宜遲，執行法官決定，當晚就采取行動，帶領法警登門拜訪，如果真的發現孫松也住在那里，就直接采取強制措施。

到達孫松母親購買的房子附近，兩名執行法官身著便裝，不斷詢問小區的住戶，最終找到了孫松母親那套房子的具體位置。緊接著，其他執行法官和法警迅速趕到，人員到位之后，執行法官開始叫門，讓法官感到十分驚喜的是，開門的正是消失了六年的孫松。

執行工作取得重大進展，事不宜遲，執行法官立即將孫松帶回法院進行訊問。面對執行法官，孫松拒不承認他這么多年，是有意逃避履行法院的判決。而且，堅持自己沒有任何財產，沒有賠償能力。在訊問中，孫松說他已經盡力了，這些年他過得也很艱難，一直沒有什么收入來源。

可是，孫松真像他所說的，已經竭盡全力了嗎？法官突擊檢查了孫松的手機，結果有了新的發現。執行法官發現，孫松的微信和支付寶，綁定的都是他母親的一張銀行卡，而且交易十分頻繁。

　　看來凍結孫松的銀行賬戶，并沒有影響孫松的日常的經濟活動。而且，孫松家的經濟條件，也并不像他所說的，根本無力支付事故賠償。孫松夫妻名下雖然沒有任何房產，但是，孫松的父母一共有四套房子，除了他們一起居住的那套，其余三套全部用來出租，僅月租金就上萬元。

六年里，孫松在家人的庇護下，想方設法避開了執行法官的追查，名下沒有任何財產，日子卻過得可以說是有聲有色。現在，孫松雖然找到了，但是因為他名下沒有財產，所以接下來如何執行到賠償款，依然存在一定難度。訊問結束后，孫松因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被武漢市江岸區人民法院依法拘留。司法拘留期間，經過法官的批評教育，孫松與他的家人都表示愿意盡力配合法院的執行工作。

　　2017年2月16日下午，武漢市江岸區人民法院執行局將孫松支付的最后17萬9千余元賠償款交給了于亞楠的母親，第一份判決的57萬余元賠償款終于執行完畢。然而接下來，執行法官仍然感覺不到一絲輕松，因為這57萬余元只是事發前兩年孫松需要支付的賠償款。2016年，于家人第二次起訴孫松，索賠這幾年各項費用的案子也已經有了結果，孫松又面臨51萬余元的賠償。而且今后每隔幾年，于家還會繼續起訴索要后續的各項費用，還會不斷產生大筆的賠償。這對兩家人可以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包袱。

　　執行法官借于亞楠的母親來領執行款的機會，把孫松也約到了法院，想從中進行調解，看雙方能否就于亞楠今后所需各項費用，達成一個一次性解決的方案，雖然這次調解雙方沒有達成一致，但是這起陳年積案正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當天的調解結束后，臨走時，孫松特意向于亞楠一家真誠道歉，表示要痛改前非。

整個湖北省法院系統，近幾年，為了破解執行難題，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益能夠實現，也在不斷豐富執行手段，成效顯著。來北京參加兩會的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李靜院長特地接受了本欄目的采訪，介紹了2016年湖北省法院系統破解執行難的一系列舉措。

李院長說，湖北省集中開展專項的執行活動，通過限制高消費，限制貸款等方式，加大信用懲戒力度。嚴厲依法打擊拒執犯罪。聯合有關部門，進一步構建網絡查控體系，提高執行的效率。此外，湖北法院系統還進一步加強執行指揮中心建設，形成全省統一管理，統一指揮，統一聯動的快捷的執行指揮系統， 2016年全省法院一共執結案件是13萬多件，同比增長了38%。

執行是保障司法公證的最后一道關卡，這幾年，執行難問題已經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視，并推出一系列舉措，下定決心要徹底破解這個難題。針對破解執行難目前的現狀和下一步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二級大法官劉貴祥接受了本欄目的專訪。

　　他說破解執行難，目前主要依靠三項重要措施。“一個方面，針對查人找物這個難題，我們建立了一個覆蓋全國和基本的財產形式的網絡化的查控系統。我們基本上破解了查人找物這個難題。第二個方面呢，我們出臺了相應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聯合的信用懲戒，使他們一處失信，處處受限，逼著他去主動地履行債務。第三樣措施呢，針對財產變現難，效率比較低這種情況，我們大力地推行網絡化的這種司法拍賣模式，極大地提高了我們這個財產的變現力。”

距離最高人民法院周強院長作出的，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的莊嚴承諾已經過去了近一年，2017年法院系統將繼續擴展查控范圍，提升查控力度，進入更加艱苦的攻堅階段。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二級大法官劉貴祥說：在2017年上半年，我們就會把中心城市，沿海城市和旅游城市的房地產納入到網絡化查控的范圍之內，會把各種金融理財產品，納入到我們查控網的范圍內，這就是從手段上，要有一個大的提高。

執行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誠信體系的缺失，而法院執行當中所建立起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和相應的懲戒措施，必將震懾各種失信的行為，對社會誠信體系的建立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這反過來又會給法院的執行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樣的良性循環中，執行難在不遠的將來，必將成為一個歷史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