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國內在對外擴張問題上有著兩個針鋒相對的流派。這兩個流派的中心目的都是一樣——為了對外擴張。但到底是北進還是南進，日本的統治精英一直是爭吵不休。所謂“北進論”，就是認為日本的利益是在北方，是在朝鮮半島，是在中國大陸，甚至是俄羅斯，所以他們認為應該把火力集中到北方發展。

代表的集團是日本的陸軍，他們是大陸派，認為要向大陸發展。另外，還有一派認為，海洋、南方才是日本的生命線，因此他們主張“北守南進”，特別是海軍統治精英有這樣一個基本的思維。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經費，兩派各有一批政客、軍人和論客來為他們說話。

可以這么說，在戰前，“北進論”占主流，原因是日本畢竟是一個后進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避免和歐美、特別是英國產生矛盾，他們把重點放在北方的“經營”，但不管是“北進論”或是“南進論”，其實都是為大日本帝國服務。

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南進論”和“北進論”的矛盾才獲得徹底的協調和解決。但這個南北并進的結果其實是帶來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戰敗。

在戰后的日本，“南進論”是位居上風的。日本的不少專家、學者，包括海軍出身的“平成妖怪”中曾根康弘等政客在檢討日本的戰敗史時，都認為“海洋國家”日本本來就是應該發展海軍，重視海洋的。

當然，戰后日本“南進論”居主流，還源于一些主客觀條件：首先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這就注定了日本不可能再以強勢姿態北進。另外就是1952年4月28日美國主導的“三大條約”對日本內外政策的規定與制約。“三大條約”是什么呢？首先，是《舊金山和約》的生效，《舊金山和約》雖然讓日本從美國的手中獲得獨立，但卻留下了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其中包括中日、日蘇之間并沒有簽和平條約，因此也叫做《舊金山片面媾和條約》。

美國當時糾集不少國家和日本簽署和平條約，并不等于說美國要完全放棄對日本的控制，相反的，就在《舊金山和約》生效的同一天，《美日安保條約》也生效了。換句話說，日本剛剛擺脫了美國的統治，但同時又再受到美國的控制。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影響戰后日本對華外交政策的條約，即《日華和平條約》的簽署。它意味著日本只承認逃至臺灣的蔣介石政權，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決定了日本必須采取跟中國敵對的政策。

這三個條約的生效與簽署，實際上也意味著日本在亞洲的生存空間必須向南發展，這就是日本戰后“南進論”的基礎。

戰后日本南進的“總破綻”

正因為日本戰后沒有經過反思，也沒有真正感受日本“南進”失敗的痛，所以戰前日本人的東南亞觀也是一成不變地沿襲到戰后，反映在報界，經常可以看見他們的報道方式或者他們的言論和戰前是有著持續性的。換句話說，日本人在未對戰前“南進論”進行任何批判和反思的背景下，又跑回了東南亞。因此，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在東南亞的形象異常惡劣。

看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東南亞各國的對日報道，不管是哪個國家都有大量批判日本的聲音。當時所說的“經濟動物”就是指日本，所謂“寄生蟲”也是指日本。日本當時有幾個典型的東南亞論，其實和戰前是一模一樣的。其一是“北人南物論”；另一就是“馬六甲生命線論”；還有，日本人很早就覬覦印度尼西亞，有的政客索性點名印度尼西亞就是“戰前的滿洲”。

這個時期，日本的東南亞報道有一個特征，就是大談“期待”與“不安”論，即強調東南亞弱小的國家對亞洲盟主——日本的期待和不安。“期待”什么呢？期待日本的經濟與技術援助。至于“不安”，指的是擔心日本軍國主義的卷土重來。

在這個時候，實際上日本與東南亞各國之間的緊張關系也日漸顯露了出來。1974年，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時，泰國發生了“反日示威大游行”；接著，田中角榮和他的女兒田中真紀子到雅加達訪問時又遇到了“反日暴動”，甚至有死亡事件發生，迫使他們父女不得不乘直升機飛離印尼總統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