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兩會特刊]分級診療怎么“分”誰來“診”
3月10日,醫衛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葛均波、張澍、霍勇(從左至右)在會議間隙共同探討如何完善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推進健康醫療大數據開放共享等話題,為“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建言獻策。 經濟日報記者 高興貴攝
“分級診療”,是中國特色基本醫療制度之首,也是今年全國兩會的熱詞之一。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把分級診療試點和家庭簽約服務擴大到85%以上地市。分級診療怎么科學合理地“分”、如何及時精確地“診”,代表委員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做強醫聯體
“小病去大醫院成本高,大病在小醫院治不好。”全國政協委員、唐山市人民醫院院長胡萬寧說,分級診療是為解決看病難而對疾病進行分類和疏解、把不同疾病放在不同醫院治療的模式,醫聯體則是分級診療的平臺和重要抓手。
以唐山市人民醫院為核心的醫聯體,目前已與30多家二級醫院簽約,下一步將把覆蓋面擴大至區域內所有社區和鄉鎮醫院。“大醫院能不能分下去、基層醫院能不能接得住,是分級診療要解決的兩大問題。”胡萬寧委員建議:首先,分級診療要對疾病進行細致分類,譬如急病就近治,慢性病根據輕重緩急給出不同的醫療指導;其次,要通過互聯互通的網絡平臺打破醫院間的信息孤島,醫聯體的上級醫院可以看到下級醫院的病歷和病人資料,反之亦然,為會診與雙向轉診提供保障。
胡萬寧委員舉例說,有位90多歲的老人突發腸穿孔昏迷,通過網絡會診后,專家建議他轉到唐山市人民醫院,待老人做完手術后,再轉回縣醫院繼續治療。
搭建起醫聯體后,從下級醫院轉上來的重癥病人和疑難病人開始增加,唐山市人民醫院重癥醫學科的病人從住不滿發展到住不下,三級醫院的作用更加凸顯。
一家三甲醫院、一批基層醫院,加上互聯網手段,是醫聯體通用的模式。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衛計委主任王詠紅告訴記者,目前江蘇省已有醫聯體187個,所有基層醫院都與上級醫院建立了雙向轉診綠色通道,目前基層就醫人次已占60%,今年,還要通過推進分級診療把基層就診比例再提高3個百分點。
在胡萬寧委員看來,“互聯網+醫療”的最大功用在于直接提高基層醫療技術水平。“這遠比派幾個專科專家坐診有效。”胡萬寧委員說,“基層真正需要的是大量全科醫生。”這一說法得到了全國政協委員、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院長蔡秀軍的認同。
蔡秀軍委員向記者展示了手機上的邵醫云平臺,“我可以調出病人的病歷和影像學資料,決定病人是否需要轉診”。目前,這套基于醫聯體的邵醫云平臺上已有5500多個簽約醫生,可以即時發出會診請求或響應需求。
“醫生是一種寶貴的資源,應該通過人事制度改革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把他們有效推向社會。”蔡秀軍委員建議。
找準突破口
“從實踐來看,既有患者盲目去大醫院的情況,也存在縣醫院往外轉病人的動力和意向不足情況。”胡萬寧委員說,只有通過將病人合理分流,才能使去基層醫院看常見病的患者越來越多、三級醫院的醫療效率越來越高。
胡萬寧委員還提出,目前推進分級診療還存在基層醫院積極性不高、醫聯體只注重形式等方面問題。
“推進分級診療,首先在于調動基層醫療機構積極性。”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系教授、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吳明說。
“基層醫生缺乏看病積極性是問題關鍵所在。”吳明委員分析說,基層醫療機構實行“收支兩條線”政策,有平均主義傾向,很難拉開基層醫生間的收入差距。基層醫生少看病、看輕病,醫療服務能力有逐步弱化趨勢,基層更難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對患者吸引力進一步下降,形成惡性循環。
“應強化基層機構法人主體地位,建立多勞多得、優勞優酬的分配機制。”吳明委員說,有了積極性,基層醫生會努力通過提供優質服務留住病人。
另一方面,還得大醫院舍得放。“以往公立醫院是擴大規模、做大收入的運行模式,沒有控制成本的動力,還會出現與基層醫療機構競爭病人的情況。假如這種運行模式不改,上下協作機制就難以有效建立。”吳明委員說。
她進一步分析說,僅靠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醫保報銷比例的差別化來引導患者到基層就診的作用非常有限。對很多患者來說,即便基層醫療機構的報銷比例比大醫院高,患者還是會選擇去大醫院看病,但醫保支付方式的改革直接影響醫院和醫生的行為。
以各級醫院都能診治的普通病為例,可以對三甲醫院和一級醫院采用相同的支付標準,甚至三甲醫院更低些,那么治療成本更高的三甲醫院就會感到不劃算,從而促使大醫院多診治疑難重癥病人。
吳明委員說,推進以病種為主的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公立醫院依靠“做大蛋糕”獲利的運行模式;轉為在保證醫療質量的前提下、通過成本控制獲利。這樣一來,大醫院就會有動力壓低藥品耗材采購價格、減少過度醫療,也就有動力下轉病人。“同時,可以通過簽約服務,一定比例的大醫院專家號放給基層,基層首診享受醫院掛號、檢查、住院等綠色通道,擴大基層用藥目錄等吸引更多患者。”(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陳瑩瑩 袁 勇)
易連軍代表:扶持醫養結合護理機構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加快發展服務消費,支持社會力量提供養老服務,發展醫養結合新興消費。”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誠信失能老人護理院院長易連軍聽了這段話很受鼓舞。
易連軍代表認為,失能老人養老與其他養老方式不同,護理失能老人難度大、負擔重、成本高,應給予失能養老特殊政策支持,推進醫養結合養老模式,并對醫護型養老機構給予大力扶持,使有慢性疾病的失能老人住在養老機構,也能享受醫保結算便利。這將大大節約優質醫療資源,減輕社會和家庭負擔。
從2013年開始,各大中院校招收培訓護理人員,但是畢業后或培訓后大部分人都去一線城市做月嫂、護理工,而很少有人愿意去養老院、托老所等養老機構。對此,易連軍代表表示,各級政府可給護理人員一定的補貼和優惠政策,讓護理人員收入有所增加,從而解決護理人員短缺問題。
易連軍代表建議取消小型、不規范的托老所,對運營管理規范、社會聲譽好的養老機構進行重點扶持,充分利用空閑的賓館、學校,積極調動社會力量為老人創造更好的養老生活環境。(經濟日報記者 倪偉齡)
溫秀玲代表:多做“減法”治藥價虛高
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滄州市中心醫院院長溫秀玲建議,建設健康中國,重點從醫藥、醫保、醫療3個環節推進醫療改革與創新發展。醫藥定價和流通領域應多做“減法”,把關注點聚焦到“藥品出廠價”上,解決藥價虛高問題。
溫秀玲代表認為,很多藥品最終售價比出廠價格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就是因為流通環節加價太多,給患者造成很大負擔。如果國家能夠督促企業公布藥品出廠價格,讓價格透明起來,就有望根治高藥價。“公開出廠價,對藥品企業本身沒有任何影響。流通領域只應保留倉儲、物流、人工等幾個環節的有限加價和合理利潤,醫藥代表就能向正常的業務角色轉變。”溫秀玲代表說。
溫秀玲代表還建議,醫保方面應突出推進按病種付費模式,即“按病種收費標準原則上實行最高限價管理”變為“原則上實行定額管理”。這樣可以避免患者重復檢查,有助于醫院之間互認部分檢驗結果,節約醫療資源。此外,各級醫院應繼續重視分級診療,在地方醫院可以引入大型醫院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緩解患者集中去大醫院就診的壓力以及帶來的一系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