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者魏禧曾經說過：“事后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后論人，每將智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這也是中國的政治觀察者的通病。

比如評判歷史人物，我們往往喜歡高談闊論，滿眼只是對方的毛病和失誤，“將智人說得極愚”，這是事后諸葛亮的水平。又比如看當今反腐，我等局外人感受到的只是老虎蒼蠅紛紛落馬的視覺快感，卻難以體會當事者將生死毀譽置之度外的那份決絕。

新一屆中央執政以來，諸多新政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也成效頗顯。前不久，有媒體盤點了習近平上任以來的三大建樹，一時廣為流傳，也從側面反映了民心所向。

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中國的巨大成就因改革獲得，種種矛盾也因改革生成，也必須在不斷改革中破解難題。這一年多的反腐、改革，成效顯著，但萬里長征剛開始起步，切不可自鳴得意、固步自封。

首先是反腐問題。

“今日看他起高樓，明天看他樓塌了”，十八大以后，中紀委的反腐節奏之快，效率之高，創了記錄。僅2014年上半年，就有16個省部級以上高官落網，包括副國級的徐才厚和蘇榮，以及正國級的周永康。可以想見，擒到了最大的老虎祭旗，對整個官場的震懾力是極其巨大的。之前，還有不少官員以為中央的八項規定、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可能又流于新的形式主義，但幾場反腐硬仗打下來，怕已經沒人敢懷疑中央的治腐決心。

在強力反腐的震懾下，官員的確收斂了很多。同時，高檔酒水降價了，高檔餐館搞外賣了，這些之前被公款消費吹大的畸形消費正逐步恢復理性。可以說，第一階段的高壓反腐，達到了“不敢腐”的初步效果。

雖然，有外界指責這次反腐有運動化的嫌疑，但王岐山并不諱言，稱反腐就是要先治標，后治本。反腐的確需要靠制度，但再好、再完備的制度，都需要人去執行。如果整個官場風氣敗壞，潛規則盛行，制度只會成為擺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國官場上下層對“貓鼠游戲”早已熟稔。這些年，我們對腐敗問題下的文件、立的法規不在少數，但依然難以制止腐敗蔓延。原因還是出在“人”身上。

所以，通過反腐，強力整肅官場秩序，營造更加清明的政治生態，是為下一步的反腐敗和預防腐敗制度建設鋪路。這個從治標到治本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孔老夫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千年前的治理格言，洞察人性。用一種高壓反腐，短時期能造成震懾，但這些官員真的服氣嗎？真的打心眼里為自己的腐敗行為感到恥辱嗎？反腐只要一松勁，極易導致腐敗反彈，甚至加倍反彈。孔夫子開出的藥方式“德”和“禮”，中央開出的方子則是“制度”，要讓官員“不能腐”。

如何為權力扎牢籠子？這個是習近平下一階段面臨的一大挑戰。

其次是改革問題。

說到底，反腐只是手段，改革才是最終的目的。要改革，首先要整肅隊伍，把隊伍中的腐敗分子清除出去。就像行軍打仗一樣，任何一個將領治軍，首先要強調紀律，要“殺伐立威”，沒幾下殺威棒下去，難以讓渙散的隊伍重新振作精神。

兩年多的反腐，官場風氣為之肅然，但毋庸諱言，很多官員也因為害怕犯錯，畏葸不前，萌生做“太平官”的思想。不腐敗了，也不干事了。改革者在上頭累死累活，底下就是推不動。就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所有改革的勁兒都化為無形。

所以，治貪的同時，還有個治庸問題。如何激發廣大干部干事創業的激情，異常緊迫。

習近平上任不到一個月，就去了改革開放前沿——廣東，并向“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雕塑致敬。這對外釋放的信號已經非常明顯：改革，依然是本屆中央的頭等大事。

但深入推進改革，談何容易？三十年間積累的矛盾又豈在少數？如何縮小貧富差距，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紅利？如何擺脫粗放型經濟，走上科學發展道路？如何擺正政府和市場關系，讓社會更加充滿活力？尤其迫切的是，如何解決因三十年不合理的權力與市場關系，孽生的龐大的利益集團。這個是改革最大的攔路虎。

所以要通過反腐打擊利益集團，為改革清除路障。要通過簡政放權，將不合理的權力消減掉，把更多的主動權讓給基層政府，讓給市場和企業。但這也并不容易。總理李克強前段時間就爆出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拍了桌子，為“政令不出中南海”而震怒。可見，要想從老虎嘴里拔牙，讓拿慣了印把子的權力松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這就是現在改革面臨的嚴峻現狀。改革不是請客吃飯，這個硬骨頭，可不好啃。

最后是安全問題。

國家安全是所有改革最基本的保證。我們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間，遇到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在三十年的和平時期，抓住了發展機會。從國際現實看，再有十年甚至更長的和平發展，也是可期的。

但這并不說明現在天下太平。

有人把中國現在面臨的戰略難題比擬成清末的同光時期。這個并不確切，清末的同光中興，歷史證明只是清王朝的回光返照。中國現在正在處于上升期，這是毋容置疑的。至于同時面臨東西方向的戰略挑戰，這是清末以來的戰略常態。

東邊自然不用說，主要的威脅來自海上。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推進，日本、菲律賓等國自愿當美國的馬前卒，利用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不斷挑事，對中國的和平發展造成干擾。

而西邊的威脅，主要來自中亞的恐怖主義勢力。隨著中國西部的對外開放，盤踞在中亞的宗教極端思想也開始滲透，鼓動西部的穆斯林群眾采取極端的方式解決經濟社會矛盾。這個背后有很復雜的歷史文化原因，也有不少西方勢力參與其中，煽風點火。

東西受敵，重復了清末以來海防和疆防的戰略難題。中國現在東西方向的戰略壓力越來越大，也同樣面臨著戰略抉擇的問題。

從現實看，穩定西部，經略東南，是正確的戰略選擇。習近平也是這樣做的。西部依然要保持穩定，對恐怖主義形成高壓態勢，以保證西部發展和中國向西直達歐洲的戰略通道安全。從近兩年的現實看，中國處理東南海問題，比之前更主動積極。

比如，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海空常態化巡視釣魚島、對菲坐灘廢艦實施隔離限制、981鉆井平臺南海鉆探油氣資源等，這些措施為中國贏得了戰略主動。

但習近平依然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狀況當中。他一方面要讓民眾看到新一屆中央維護國家利益的堅定決心，同時，又要避免擦槍走火，事態惡化，影響國內的和平發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