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網上給父親買了箱酒。打開一嘗，父親眉頭一皺，“假的”。網購買到假貨不是新鮮事，甚至有消費者覺得這是“正常的事”。假貨無所不包、層出不窮，從簡單的鞋、包、衣，到大一點的電器、家具，只有想不到的，沒有造不出的。

　　假貨像風像雨像霧霾，執法部門重視了，打擊一陣，就少了，過一段時間，抓得松了，又死灰復燃，而且制造假貨呈現出地域化、專業化的特征。

　　筆者一個朋友在一大型購物網站專職打假。他的體會是：“痛恨假貨的人急死，執法辦案的人累死，消費者哭死，違法犯罪的人爽死。”消費者維權成本高、網站打假成本高、司法機構執法成本高，只有造假售假者成本低。

　　據媒體報道，阿里巴巴有2000人的防假打假團隊。2016年投入10億元，共排查出4495條銷售額遠超起刑點（5萬元）的制售假線索，但能夠確認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僅33例，判實刑者僅僅10人。數據雖不具代表性，但已能說明打假成本之高了。

　　其實，每一次判罰都是一場法治教育。不管什么原因，當法律的篩子過寬、眼口過粗，當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違法犯罪者得不到應有懲罰，就無法形成強大震懾力，就容易形成破窗效應。

　　俗話說，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到黃河不死心。酒駕拘留、醉駕入刑，徹底剎住了酒駕、醉駕之風，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只有制假售假鏈條上的每一個違法者都受到應有處罰時，假貨才會從根本上得到遏制。

　　打假要見效，只有加大懲治力度，提高違法犯罪的成本。違法成本上去了，社會的運行成本才能降下來。從更高層面上說，法律有尊嚴，才能讓人敬畏，社會才會向更高層面的公平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