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為什么是“6.5%左右”
“更好結果”意味探底結束嗎
有專家認為,中國經濟有望從L型的“一豎”過渡到“一橫”
2016年,中國經濟四個季度的經濟增速分別為6.7%、6.7%、6.7%和6.8%,這讓不少人認為,今年經濟增速目標或會調高。然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卻將GDP增速目標下調至6.5%左右。為什么是6.5%左右?
《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國務院研究室主任黃守宏表示,針對今年國際環境的復雜性、不確定、不穩定性上升的因素,考慮到國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質量和效益等方面的要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今年GDP增長6.5%左右,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
6.5%左右的增速,與民生就業息息相關。“經濟增速的底線,就是為了保就業,只要就業上不出問題,經濟增長速度略高一點、略低一點,都是可以接受的。按目前的彈性系數,GDP增長一個百分點可帶動190萬到200萬人的就業,6.5%左右的GDP增速,就能實現1100萬人以上的年度就業目標。” 黃守宏說。
6.5%左右的增速,又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銜接。根據測算,今后幾年,經濟增速保持年均6.4%多一點或者接近6.5%,就能實現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那么提出“爭取更好結果”又指的是什么?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探底已經結束?
“‘更好結果’就是高一點的增速。”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說,現在很多經濟學家、國內外研究機構,對于中國實現6.5%的增長還是比較樂觀的,而且只要不發生較多不確定性事件,增速很可能比6.5%更高。但是,我們還是將增速目標定為6.5%左右,也是為供給側改革解決結構性矛盾留出一定的彈性空間。
有專家認為,中國經濟運行不太會出現V型或U型反彈曲線,但基本上已從“上半場降速階段,過渡到下半場提質階段,有望從L型的‘一豎’過渡到‘一橫’”。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認為,“經過近7年的增速回落后,中國經濟已非常接近底部了。2017年就是中國經濟觸底并轉入中速增長期的驗證期。轉入中速增長是一個反復的過程,是否觸底和進入中速增長期,需要一個驗證的過程。”
在經濟學家厲以寧看來,中國經濟還是要從原來把速度和數量放在主要位置的發展方式,轉變為以效率和質量為中心的發展方式。“今年能不能有6.5%以上的增長,要看效率基礎怎么樣。”厲以寧分析,效率基礎既包括物質基礎,也包括道德基礎,即認同感、凝聚力、共同的危機感等。“全國上下都在為開好黨的十九大獻出自己的力量。這就表明2017年經濟增速可能會突破6.5%,也可能有更多的經濟成就。”
不過,專家同時也表示,對于“更好結果”不應有過度的“速度期待”或“速度焦慮”。“‘爭取更好結果’并非就是要搞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政策,而是釋放一種積極信號,引導各地保持良好發展勢頭,擼起袖子加油干。”尹中卿說。
實現6.5%左右都有什么牌
人口大國的市場潛力,“富起來了”的消費動力,新型城鎮化的滾滾紅利
在過去6年中,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6%回落至2016年的6.7%。與此同時,制造業產能過剩,房地產出現分化,資產泡沫與金融風險有所累積等問題,也浮出水面。那么,今年中國經濟有條件、有能力實現6.5%左右的增長嗎?
在經濟學家林毅夫看來,中國經濟有潛力、有韌性、有優勢,GDP達到6.5%左右的增速是可能的,而且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比6.5%更高的速度,也完全有條件實現。“‘6.5%左右’是一個相當好的表述,代表我們的信心,我們也確實有潛力、有能力達到這個目標。當然如果國際上出現一些我們無法掌控的‘黑天鵝’事件,那可能會比6.5%稍低一點,但這也是可以接受的。”
信心來自于人口大國的市場潛力。作為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內需市場為經濟運行保持中高速水平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表示,“中國內需市場巨大。不少西方國家全國的人口也就三四千萬,我們有近14億人口。”
信心來自于“富起來了”的消費動力。中國告別了“衣食住行”的短缺經濟,但大工業時代標準化、批量化的供給越來越無法適應大眾高品質、個性化的需求。推動供需結構有效匹配、消費升級和有效投資良性互動,將進一步釋放國內需求潛力。“當下的中國,表面看上去好像沒有什么機會了,鋼鐵、煤炭都多了,什么似乎都產能過剩。其實我們還有太多的需求沒有被滿足,比如健康、教育、文化等‘幸福產業’,所以說投資中國還有大把的機會。”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說。
信心還來自于新型城鎮化釋放的滾滾紅利。中國的城鎮化率僅為57.35%,城鄉差距、東中西部發展不平衡,恰恰為保持經濟平穩運行提供了回旋空間。“城市化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驅動力,而且是生產率上升的驅動力。”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董事長漢斯—保羅·博克納說。
“爭取更好結果”如何發力
用深化改革的辦法,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
今年中國經濟能否爭取到“更好結果”,關鍵在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分析,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三大結構性的失衡:一是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供給體系產能雖然十分強大,但是大多數還只能滿足中低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難以滿足公眾日益升級的多層次、高品質、多樣化的消費需求。二是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失衡,存在著資金脫實向虛的現象,大量資金在金融體系內自我循環,不僅加大了金融體系的風險,還進一步加重了實體經濟的融資困難。三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的失衡,有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一度帶動了一線城市和熱點二線城市的房價過快上漲,進一步推高了實體經濟發展的成本。
“化解上述三大失衡,我們必須瞄準主要矛盾,向結構優化找出路,在供給側上下功夫。用深化改革的辦法,提高供給側體系質量、效率,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何立峰說。
深化改革,要創新制度供給,妥善處理“兩只手”。
“當下中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短期問題,深刻根源是重大的結構性失衡,其根本原因是體制機制障礙,是市場沒有充分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政府沒有更好發揮應有的作用。”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舉例,目前去產能過程中,使用見效較快的行政手段比較多,但根本途徑還是改革,通過完善市場機制來解決產能問題。“否則,很可能這一輪去了,下一輪又起來了。”
深化改革,要堅持創新戰略,絕不能走回頭路。
“實體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振興實體經濟,一方面要避免虛擬經濟泡沫的膨脹,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經濟增長回到過去粗放增長的軌道。”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說,振興實體經濟是今年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但這不是簡單地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實現規模擴張以推動經濟增長,而是要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密結合,秉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而不是數量和速度。
深化改革,也要堅持底線思維,防控潛在風險。
當前中國經濟也面臨著諸多風險,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確保不發生系統性的風險。“可能有些地方的同志還是有速度情結,追求以短期投資拉動的高速度,但是這種高杠桿下的高速度是高風險的。”劉世錦認為,我們強調質量和效益,不是不重視速度,是強調了質量和效益以后,才能贏得更長時間的中高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一定要建立在防風險、沒水分、可持續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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