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行政治理手段與時俱進

宏觀立法立規與微觀專項行動相結合，傳統的社會治理手段逐漸在網絡空間發展完備。由政府牽頭的治理行動構建了我國網絡空間秩序的基本框架，申明了我國網絡事業發展的基本原則與底線，特別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國家治理依然是維持我國網絡空間穩定有序的主要力量。

我國首部網絡安全法的出臺順應時代要求，從管理對象、管理模式、實際操作等角度彌補了網絡安全領域的基礎性法律缺失，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舉措，有助于提高全社會的網絡安全意識和網絡安全保護水平，創造更加開放、更加安全的網絡環境。與此同時，網絡專項立法也緊跟形勢需要，覆蓋空白領域。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使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從PC端流向移動端，網絡治理立法也適應移動互聯網和網絡應用服務的發展重點向信息服務領域傾斜，更加注重對信息搜索、移動APP的監管。《互聯網信息搜索服務管理規定》著重強調了對于收費搜索引擎的規范，針對自然搜索結果和付費搜索結果，做出了醒目區分的要求。

采取專項行動的方式對網絡進行管理是我國從現實社會治理領域借鑒的有效方法。我們黨和國家在利用行政手段進行專項治理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專項行動更加便捷、高效，能夠在短期內取得顯著效果，并能快速抑制互聯網領域違法違規行為的擴散和傳播。2016年的專項行動突出了誰主管、誰負責的屬地管理原則，在中央國家機關統一部署下，落實到各地相關部門，形成了國家層面與地方政府的上下聯動綜合治理。

互聯網企業主體責任凸顯

互聯網企業與網絡服務平臺開始從單純的市場經營活動中覺醒過來，意識到其在網絡生態中的多重角色，社會責任意識逐漸增強。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黨和國家對互聯網的認識不斷深化，經歷了一個從技術到媒體，從媒體到產業，從產業到社會，再到人類生活新疆域的發展過程。專項立法也在不斷擴大立法范圍，從最初把互聯網作為信息存儲與傳播的技術，而重點保護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到把互聯網作為文化與信息傳播的媒體，而專注規范網絡媒體對新聞內容的生產，再到把互聯網作為信息發布、交互、交易和服務的平臺，而突出平臺在網絡治理中的責任。與此相對應，政府對互聯網的管理重點，從敏感議題、重點網民轉向網絡平臺，重基本規范、重基礎管理，強化屬地管理責任、強化網站主體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企業要承擔企業的責任，黨和政府要承擔黨和政府的責任，哪一邊都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網上信息管理，網站應負主體責任，政府行政管理部門要加強監管。主管部門、企業要密切協作，避免過去經常出現的“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現象，走出一條齊抓共管、良性互動的新路。在“魏則西事件”中，國家網信辦會同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衛生計生委成立聯合調查組進駐百度，要求百度明示推廣內容和風險，改變競價排名機制，不能僅以給錢多少作為排位標準。國家工商總局發布《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將“推銷商品或者服務的付費搜索廣告”定義為互聯網廣告的一種。

網絡輿論頻現官民良性互動

網絡空間是民意的集合器和放大鏡，也是引導輿論的重要陣地。各級政府部門將網絡作為溝通民意、凝聚共識的主渠道，積極構建網絡輿論“同心圓”。在輿論焦點事件中避免出現官民對立和民意積聚，代之以積極的信息互通與情緒紓解。這種以疏代堵、以動代等的心態轉變已經在政府輿論工作和多個輿論事件中頻頻出現。

中央明確要求，各級政府建立健全政務輿情收集、研判、處置和回應機制，在應對重大突發事件及社會熱點事件時不失聲、不缺位；主要負責人帶頭接受媒體采訪，當好“第一新聞發言人”。傳統思維習慣于把輿論引導看作宣傳部門一家的事情，事實上，輿情回應不能只靠“發聲”，更應依靠行動——將解決輿論聚焦的問題排在第一位，而將輿論引導排在第二位。在微博平臺上，數量龐大的青年網民凝聚在一批共青團系統官方微博周圍，在“反‘臺獨’表情包大戰”、電影《沒有別的愛》爭議、所謂“南海仲裁案”等涉及愛國表達的熱點事件中顯示出90后強大的輿論動員與組織能力。

以往將自媒體、微博“大V”視為洪水猛獸的心態也已不合時宜。不可否認，自媒體人士大多未經專業訓練，缺乏對網絡信息的有效甄別和新聞事件的尺度把握，有可能成為失真、虛假信息的傳播者甚至炒作者。針對這一情況，中共中央統戰部新成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工作對象包括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統戰部門、網信部門與新媒體人士的溝通對話，有助于加強政治引導，求同存異，凝聚共識。

互聯網治理不能僅僅依靠行政管理，而應該以開放、對話的姿態，深化政府與互聯網企業、行業組織、科研機構以及公眾的合作，構建多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模式。當然，還需要對目前立法中存在的系統性不夠、規章制度創新性不足等問題有充分認識；對地方政府網絡群眾路線把握不到位的現狀有萬全的預判和應對。（作者：謝新洲 系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