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這一概念于1990年提出，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全球治理理論，是順應全球化趨勢、旨在對全球事務實行共同管理的理論。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同時，也開始了關于中國參與全球經貿治理理論創新的討論。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中國不斷提出解決全球經貿問題、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政策建議，為全球貿易治理提供著公共產品。事實上，“一帶一路”建設本身就是中國為全球治理提供的最大公共產品。

　　首先，“一帶一路”建設是全球治理嵌入式多邊主義的創新應用。

　　全球經貿治理理論強調構建國際規范和國際機制，形成一套具有約束力的公共產品解決全球問題，其治理難題是如何協調國際規范約束與各國主權權利之間的矛盾。嵌入式多邊主義認為，戰后美國設計多邊體系時注意到了滿足各國國內干預的需求，在規則構建時留出了“安全閥”。“一帶一路”倡議強調，通過外交協調方式對接沿線各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對各國主權的尊重、對各國經濟發展模式和道路選擇的尊重。這相當于從現有多邊體系出發，利用現有的法律規則開展區域經濟合作；從現有多邊體系中吸取營養，逐漸成長為一個新型的大區域經濟合作。此外，“一帶一路”建設突破了“安全閥”制度設計，是在各國經濟發展“契合點”基礎上的積極行動，這種積極主權參與模式將成為全球治理的未來方向。

　　其次，“一帶一路”建設采取了差異化的制度構建路徑。

　　戰后多邊體系的構建特點表現為，建立在強勢國家主導基礎上，有既定的核心原則，用統一的法律制約所有成員，傾向于消除多樣性。“一帶一路”的制度構建路徑與此不同，中國倡導“一帶一路”，中國的準確定位是核心倡導者。“一帶一路”建設更為包容、更為差異化，即先從成員國各自實際出發，摸索合作路徑，然后再總結出規則制度。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別巨大，但“一帶一路”建設沒有要求各國必須達到一定標準才能加入。例如，柬埔寨有種植業資源稟賦但沒有加工能力，中國企業不僅向當地農民傳授水稻種植技術，還幫助建立加工廠；馬來西亞制造業比較發達，中國企業就在汽車制造上開展合作；哈薩克斯坦交通設施落后，制約當地經濟發展，中國企業就去開山修路。這是一種結合各國差異化實際的務實合作方式，是在行動中、過程中尋找規律的方式。

　　再次，“一帶一路”建設將創造出一批經貿治理新術語。

　　比如，在全球治理理念上，提出“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在全球治理的經濟目標上，提出“共同發展”，破解了全球經貿治理的困境；在全球治理的過程論中，提出“對接”，這也是中國首次提出的國際經貿合作方式，強調了全球治理主要基于協調而不是以支配為基礎；在全球治理的內容方面，提出“五通”，形象說明了政策頂層設計、基層支持及經貿合作具體領域之間的聯系。相信當“一帶一路”倡議得到更多國家回應時，這一批新術語將在更大層面上發揮應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