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霧霾”是名符其實的全國性關鍵詞。中國氣象局發布的2013年《中國氣候公報》顯示，中國的霧霾天創下52年來最多。

為了應對重度污染天，我國多個城市出臺《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我國已有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出臺了應急預案。

轉眼間一年過去了，霧霾高發季節將至，預案是否真正落實？實際操作中遇到哪些難題？

預案僅僅是預案？

實踐是檢驗應急預案效果的唯一辦法。一年來，多地都啟動過預案應對重污染天，在實踐過程中，或多或少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2013年12月22日19點32分，天津市環保局通過微博發布啟動Ⅲ級（黃色）重污染天預警的消息，通知立即采取Ⅲ級預警響應，其中強制性措施有車輛限行等。但隨即，天津市交管局否認了要進行限行的要求。

2014年3月，北京市出現長時間霧霾天，北大附中校長提出北大附中初中部停課一天，隨后被海淀區教委叫停。

不論預案的“朝令夕改”，還是不同部門之間的“烏龍事件”，都反映出應急預案存在的一些缺陷。

首先是應急預案缺乏針對性。從2013年11月，環境保護部發布《關于加強重污染天氣應急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開始，在前后不足半年的時間內，眾多城市相繼出臺了應急預案。時間倉促導致很多城市的預案面孔“雷同”。

事實上，每個城市的污染源不同，應急預案的側重點也應有所差別。否則，千城一面，最終的結果就只能是事倍功半，缺乏可操作性。

其次，政府相關部門的專項實施方案有待補充。應急預案涉及到環保、交通、教育等多個部門，而目前的應急預案只是簡單地表述要停課、限行，具體到各部門是否有相應的實施細則？是否能相互銜接？比如有的方案提出了機動車限行措施，但如何實施和保障，提前多久、以何種方式通知，在相應的專項實施方案中沒有進行詳細規定。這些雖然是細節，但都影響到應急預案的實施效果。

最重要的是，很多城市的應急預案沒有明確違反預案的懲罰措施，讓預案缺乏權威性和執行力。而一些地方在應急時出現部門聯動混亂的現象，也折射出對部門間進行協調的規定不足，以及對預案執行監督力度不夠等問題。

預案如何突圍？

針對應急預案的一些問題，不少城市開始探索“突圍”。

江蘇省重新修訂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完善了預警標準設置、信息發布、應急措施落實等工作；寧波出臺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實施手冊，加強可操作性；石家莊開展污染源解析工作，為應急預案措施提供科學依據……

預案突圍，首先要找準城市重污染天形成的根源。對于重污染天，有“源”才有因。應急預案的制訂應該基于科學分析和污染源解析。環境保護部應急辦副主任閆景軍表示，相關部門應該在分析污染大氣重污染發生時段、頻率、持續時間、污染來源和特征污染物的基礎上，掌握工業源、面源、移動源等大氣污染源動態數據，建立大氣污染源清單。

其次，在科學分析基礎上，找準癥結，才能對癥下藥。組織專家分析論證，找準關鍵環節，提出應急響應措施。所以，政府相關部門要按照職責分工制定專項實施方案，對應急響應措施進行細化。應急響應措施應當體現“穩”、“準”、“狠”。穩，即穩妥可行，既要采取嚴格的應急響應措施，又要保證基本民生和經濟發展；準，即準確科學，找準應急響應措施與污染物排放之間的關聯，有的放矢；狠，即狠下功夫，嚴格落實應急響應措施，停、限、減等措施要強硬。

最重要的是強化政府主導地位，建立起問責機制，確保應急預案能夠落實。

《關于加強重污染天氣應急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專門提出各地的應急方案中要有問責的內容，各地的應急預案中也有相關規定。

與其他環境突發事件不同，霧霾主要影響的是人體健康，無法用金錢衡量。另一方面，實施重污染天的應急預案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在一些人眼中，是否落實應急預案看起來就顯得有些“無關緊要”，對應急預案的問責難免給人以“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感覺。

政府應該作為應急預案的制訂者、實施者，更是落實預案的第一責任人。尤其是涉及到眾多部門的協調工作，只靠環保部門牽頭，難以“服眾”。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主導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做到明確責任，落實預案措施，落實不力被追責，才能盡可能保證重污染天氣下，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任何預案落實不力的行為，都是對人民群眾健康權益的漠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