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行一年多之后，“快遞實名制”的落實情況仍舊不甚樂觀。非但公眾和快遞企業對此敷衍了事，甚至與之相關的職能部門，也同樣并未較真監管。如今的局面是，各方針對“快遞實名制”新規，迅速達成了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一度引發巨大關注的“快遞實名制”，何以在現實中持續遇冷？之于此，或許還得從其立法源頭說起。眾所周知，“快遞實名制”的法律依據乃是《快遞安全生產操作規范》。但由國家郵政局制定的這一“規范”從本質上來說只是部門規章而已，因其在現有法律體系中處于最低的位階，故而自一開始就不具備太多的強制性和約束力。在這種大背景下，“快遞實名制”被虛置，并不令人意外。

現實中，各方對“快遞實名制”似乎都有所顧慮：民眾擔心其會泄露隱私，快遞員則擔心攬件時間增加、按件提成的收入減少，而快遞企業則擔心此舉會導致客戶流失。而客觀說來，這種種憂慮都不無道理……既沒有對民間的合理關切給出必要的預設性安排，自身又缺乏剛性的法律依據作為支撐，“快遞實名制”的尷尬處境很大可能會繼續下去。

如今的“快遞實名制”，可說是法律規范有名無實的典型樣本。此類規章的普遍特性是，都帶有很明顯的“事件驅動性”色彩。也即，在事前不被用以作強硬約束，一旦事發卻往往會被拿來作追責開罰的理由。換而言之，監管部門也許不會計較快遞公司是否真正貫徹“實名制”，但倘若由于未落實“實名制”而導致嚴重后果，那么其必然會反過來就此問責——某種意義上說，這也算兼顧市場意愿和法律效力為數不多的變通之法了。

關于“快遞實名制”，市場的消極應對，以及職能部門的相對寬容，實則都很能說明問題。需要說明的是，以維護公共安全之名推行“快遞實名制”，當然無可指摘。然而，在這一“實名制”頻頻遇冷的當下，相關管理部門最需要去做的，無疑還是在別處“扎緊籬笆”。比如說，嚴格要求開箱驗貨、驗視蓋章以及推行快件無差別安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