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剛剛閉幕的G20德國漢堡峰會，將“FINTECH”即金融科技也列為了重要議題，第四屆金融科技外灘峰會緊隨其后在上海舉行，議題涉及金融科技、監管科技、普惠金融、智能投顧、數字貨幣與區塊鏈等等一系列熱點問題。對世界金融業而言，金融科技是極富挑戰性的轉身。當前全球金融業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我國金融業理當在這個歷史巨變中擔當先行者，不能因自身已取得的金融科技成就而形成路徑依賴，而必須因需而變、因勢而變，用實踐和努力來探索一條新路。為此，我們需要盡早以加強監管的理念來設計相應的監管制度，以減少甚至避免金融科技因制度缺失可能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盡管英、美等發達國家的金融科技高度發達，不過，經過這些年的跨越式發展，我國的金融科技也由1.0版提升到了3.0版，金融科技力量也迅速強大起來，并且從金融業務的參與者和競爭者轉變成了支持者和服務者，與傳統金融機構的關系也從競爭走向了合作。但是，在金融科技蓬勃發展的同時，金融風險外溢等問題也日漸顯現。具體表現為：第一，一些專家的研究結果顯示，在自組織機制中生根、在網絡空間中展業、在云平臺上發展的金融科技或互聯網金融將日益不同于在線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傳統金融，其風險形態正在發生根本轉變，冪律分布造成的“長尾”特征將引致金融風險的極值分布，從而增大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并且，隨著金融科技和互聯網金融所形成的交易網絡復雜化，辨識某節點所蘊含的風險及傳染能力不再像傳統金融那種星形簡單網絡那樣明確與直接。故而，以正態分布為基本方法論的金融風險管理體系已不再適用于金融科技或互聯網金融。而且，金融科技企業極容易產生金融風險的“黑天鵝”。第二，隨著跨界金融服務的日益豐富，不同業務之間相互關聯、滲透，金融風險更加錯綜復雜，風險的傳染性變得更強。尤其在金融大數據方面，商業機構特別是金融科技企業對數據的追求近乎狂熱，采數、存數更加常態化。部分機構通過搶占入口和渠道，大量匯集信息流、資金流、產品流，成為數據寡頭，使得信息泄露風險高度集中。一旦網絡安全失守，不僅會造成大量用戶隱私外泄，也會對平臺運營產生難以想象的后果。第三，互聯網和科技行業存在的“贏家通吃”模式，在金融業是否可行大可推敲。金融科技從孵化到成熟再到應用，涉及多重標準化問題，既有技術本身的標準，也包括具體行業應用的標準，在沒有形成統一通用的標準之前，可能會產生后續的兼容性和互聯互通問題。

　　有鑒于此，筆者建議管理層應盡早展開前瞻性的頂層制度設計，將金融科技納入監管籠子。今年5月中旬，我國央行已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員會，旨在加強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規劃和統籌協調。希望金融科技委員會能抓緊對監管制度尤其監管科技(RegTech)的研究。從本質上說，監管科技是利用科技手段服務于合規監管，這恰好又與金融科技相匹配。不過，為了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筆者提議不妨認真借鑒英國等國家的“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機制，讓金融科技能在該機制中自如創新。

　　“監管沙盒”，指的就是為金融科技提供一個安全空間安排，在這個安全空間內，金融科技企業可以測試其創新的金融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和營銷方式，而不用在相關活動碰到麻煩時立即受到監管規則的約束。“監管沙盒”的主要目的，是幫助金融創新在實際生活場景中測試，但要保證這種測試不能對消費者造成損害，且應遵守必要的法律規定。兩年前，英國監管部門在利用“監管沙盒”為金融科技創新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增強了監管對創新的適應性，并且為了實現監管促進創新的職能，還有限地暫時性放寬了監管規則。此外，在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早期，監管者可充分利用“監管沙盒”的時間和溝通機制構建相應監管框架，在創新面世時及時出臺相關監管政策。可以說，“監管沙盒”為我國轉變金融科技監管理念和體制提供了有益借鑒。當前，我國也已具備了實施“監管沙盒”的基礎條件。

　　組建央行金融科技委員會，表明我國對金融科技發展戰略規劃與政策指引及監管體制機制的研究已經開始。下一步，央行可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建立由央行統管的“監管沙盒”機制，負責“監管沙盒”的實施、管理和改進。不久的將來，我國的金融體系可能會成為一個數字金融體系，金融機構或將與金融科技公司形成大融合。在這種全新環境條件下，還可考慮建立適應混業監管和“穿透式”監管所需要的數字金融監管委員會，可用人工智能的金融監管技術來幫助做好金融監管，將人類智慧（HI）+人工智能（AI）融入金融監管體制中，進而使“監管沙盒”機制進一步升級，并逐步構建起完整的沙盒體系，以及金融科技與“監管沙盒”的相互適應機制。這不僅能更好地鼓勵金融科技創新，還能達到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