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東方證券前首席投資官兼證券投資業務總部總經理齊蕾及其丈夫喬衛平于2009年2月至2015年6月期間，利用職務便利買賣股票非法獲利一案告破，齊蕾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160余萬元；喬衛平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497萬余元。

　　這也是首例告破的“夫妻檔”“老鼠倉”案件。業內指出，隨著法律法規等相關制度的完善、證券市場誠信氛圍的形成和監管技術水平的提升，越來越多的“老鼠”將在陽光下現形，等待他們的必定是法律的嚴厲制裁。

　　夫妻合謀 近40臺電腦下單

　　據了解，2009年2月至2015年4月，齊蕾利用其負責東方證券自營的11001和11002資金賬戶管理和股票投資決策的職務便利，掌握了上述賬戶股票投資決策、股票名稱、交易時點、交易價格、交易數量等未公開信息。2009年2月至2015年6月，齊蕾伙同其丈夫喬衛平控制并操作“羅某興”“厲某春”“厲某平”“汪某華”等四人證券賬戶，先于、同期于或稍晚于齊蕾管理的東方證券自營資金賬戶買賣“永新股份”“三愛富”“金地集團”等相同股票197只，成交金額累計達人民幣6.36億元。其中，單向買入趨同交易金額計3.92億元，單向賣出趨同交易金額計651萬元，雙向趨同交易金額計1.78億元，非法獲利金額累計1658萬元。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齊蕾、喬衛平犯罪的事實清楚，應予確認。最終，齊蕾因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160余萬元；喬衛平因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497萬余元。

　　資料顯示，齊蕾原系東方證券首席投資官兼證券投資業務總部總經理。其丈夫喬衛平原系申萬宏源證券有限公司上海瞿溪路證券營業部督導。2004年9月至2015年6月，齊蕾在東方證券證券投資業務總部先后擔任副總經理、總經理、首席投資官，負責東方證券自營子賬戶的管理和股票投資決策等工作。2015年6月20日，東方證券曾發布公告稱，“為完善公司治理，公司董事會于近日收到王國斌先生關于申請辭去公司副總裁職務的報告、齊蕾女士關于申請辭去公司首席投資官職務的報告，上述辭職自送達董事會時生效。辭職后，上述兩人不再擔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職務”。此后，齊蕾一直未露面。

　　據介紹，該案線索來自深交所異動快報。根據深交所線索，調查組在進場之前即已基本鎖定東方證券自營部門。2016年7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辦案人員先后到東方證券總部、大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車站路證券營業部，分別將齊蕾、喬衛平帶走審查。證監會辦案人員透露，齊蕾夫妻二人分工明確，交易下單主要由喬衛平負責，尤其是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實施之后，二人規避調查意圖更加明顯，齊蕾僅在出差期間進行過有限幾次的下單交易。喬衛平一方面利用自己擔任營業部督導的優勢，通過熱自助及大戶室電腦下單；另一方面又指使他人在其朋友任總經理的券商營業部下單，妄圖擾亂監管視線，切斷賬戶與自己的聯系。

　　除此之外，齊蕾夫婦在證監會行政調查階段不主動配合調查，試圖推出他人頂包賬戶交易，以切斷跟齊蕾之間的聯系。在調查過程中，證監會調查組鎖定并證明喬衛平使用過的電腦近40臺，其中喬衛平為規避調查還使用了多臺營業部辦公電腦下單。

　　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辦案人員透露，齊蕾、喬衛平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并由親友代為退交全部違法所得及公訴機關建議的罰金共計3315.67萬元。

　　7月18日，上海證監局發布對上海東方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采取責令改正措施的決定。公告顯示，經查，上海東方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在業務開展中存在以下四大問題：一是投資研究管理內控薄弱，個別基金投資運作違反基金合同關于投資比例和投資策略的約定；二是交易頭寸管理控制松懈，多次發生基金可用頭寸透支問題；三是人員行為管理不到位，個別投研人員未如實向公司報備直系親屬證券投資信息，長期存在投研人員在交易時間內未上交手機的情況；四是通訊工具管理弱化，內控制度缺少對電話錄音、電子郵件、即時通訊工具等定期抽查要求，對員工使用外部郵箱未進行監控，電話錄音未覆蓋全體員工。上海證監局責令東方證券改正。

　　大數據圍剿 “老鼠倉”現形

　　公開資料顯示，目前監管機構查處“老鼠倉”倚仗的技術主要是以“大數據分析”為主的“數字稽查”技術。該技術主要是滬深兩大交易所的監測系統。這套監控系統有著強大的“大數據”分析能力，并有實時報警等功能，課對盤中異常表現進行跟蹤和判斷。

　　而隨著“數字稽查”技術不斷升級，監管在對案件線索發現、報送的及時性和精準度都得到了極大提高。

　　此前7月7日的例行發布會上，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通報了近年“老鼠倉”執法情況。統計顯示，2014年以來證監會共啟動99起“老鼠倉”違法線索核查，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3起，涉案交易金額約800億元。截至今年5月底，司法機關已經對25名金融資管從業人員做出有罪刑事判決，證監會已經對15名證券從業人員采取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證監會強調，當前，“老鼠倉”違法犯罪仍然時有發生。違法行為持續時間長，交易和獲利金額大，長期、嚴重損害委托人利益，案發領域從基金行業向保險資管、托管銀行蔓延。

　　證監會辦案人員指出，同資管部門相比，券商對自營部門的內控管理相對薄弱，無論是設備管理、還是監控留痕，當時都尚未制定明確的規范，這主要是因為自營部門管理的是證券公司自有資金，公司考核只關注投資業績，在合規教育及內控投入等方面不夠重視。

　　需多措并舉防微杜漸

　　業內人士表示，雖然查處“老鼠倉”的技術手段正在不斷升級換代，但由于缺乏相關制度保障，違法成本較低，致使現有監管處罰措施對“老鼠倉”犯罪分子的震懾力度比較有限。隨著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的出臺，“老鼠倉”已被正式寫入刑法并參照內幕交易罪量刑，相比起美國等海外的成熟證券市場，縱觀早些年被查處的“老鼠倉”案件，司法部門對“老鼠倉”行為的處罰相對較輕。

　　另外，雖然一部分“老鼠倉”案件進入了司法程序，但有些“老鼠倉”案件最后以“緩刑”收場而未做“實刑”判決，其中不乏一些涉案金額巨大、市場影響較惡劣的案件。“無利不起早”，相對較輕的懲罰手段導致一部分人寧愿鋌而走險，以小博大。

　　此外，專家強調，在防范“老鼠倉”案件中，犯罪分子所屬機構應當承擔第一線責任，應當建立一整套防范制度與措施，例如在投資、交易等辦公區安裝攝像頭，對電話進行錄音，交易信息記錄，鼓勵員工互相監督等。案件發生后，涉事機構不能以涉案投資經理/投資主辦人“已離職”、屬于“個人行為”等托詞來回應公眾，要幫助“老鼠倉”而遭受損失的廣大投資者進行維權。

　　分析人士表示，僅有上述法律、監管文件的原則性規定是不夠的，“老鼠倉”問題的整治還需要立法機關、監管部門、行業組織等多管齊下，發揮合力，共同優化相關法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