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4個字，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現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中。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治國理念對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如何才能更好地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環境法治如何才能通過科學立法、民主立法，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如何在全社會尤其是政府和公眾間建立環境法治的價值理念和信仰？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走訪了相關專家。

在依法治國理念的引領下，把各種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活動關進制度籠子里

上世紀七十年代，人們的法治觀念普遍不強，很多部門開展工作都是靠行政指令來推行的。

回憶起環境保護領域的立法進程，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夏光覺得很自豪：“環境保護領域一直高度重視法治建設工作，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環保領域已經有了好幾部法律，而有的部門一部都沒有。這些部門對環保部門表示羨慕和欽佩，表示要加快立法。環保工作較早開展法治建設的選擇是正確的，幾十年來是法治撐住了環保的天空，打出了一片天地。如果說環保工作是靠宣傳起家的話，那么環保工作是靠法治持家的。”

為什么環保工作很早就重視法治建設呢？夏光說：“首先是因為環境質量是公共物品，容易遭到過度使用而出現公地悲劇，必須用強制性的規則劃清開發和保護的邊界，使之得到可持續利用。二是因為環保工作起步晚，權威低，無產業，只有依靠法律才能樹起權威。三是當時環保工作缺乏經驗，主要向國外取經，發現先進國家都是依靠法治來治理環境的。”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環境保護、生態文明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過去這些年來有兩大勢頭隨著經濟發展而增長得很快：一是領導者個人的決策指揮權力很大，一些地方或部門領導人僅憑個人意愿就拆除古跡、毀掉良田、犧牲環境，造成自然資產的巨大浪費。二是各種大小資本的開拓能量很大，超越法律法規邊界使用環境容量和生態資源，造成的污染和破壞觸目驚心。在夏光看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是要約束權力和節制資本，把各種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活動都關進包括環保法律法規在內的制度籠子里，特別是明確規定要把領導干部干預法治的情況記錄下來追責，這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都具有強大的杠桿撬動作用。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王毅認為，四中全會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與三中全會提出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一脈相承。法律是最核心的制度安排，我們必須依靠法律來保護生態環境，依靠法律規范行為、節約資源、防治環境污染、恢復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不斷提高環境質量。

通過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構建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的環境法治體系

目前我國正在進入改革的深水區、矛盾多發期，利益訴求多元化。在環境保護方面更是如此，既有企業與老百姓之間的矛盾，也有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矛盾，而化解矛盾，減少風險的一條重要途徑就是構建一個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的環境法治體系。

四中全會提出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環境法治如何才能通過科學立法、民主立法，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