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貝多廣。財新會議供圖

【財新網】（記者彭骎骎）普惠金融是今年的熱詞。自從2015年底國務院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下稱《發展規劃》），各級政府和國務院各部門加速了推動普惠金融的發展。然而，政府在普惠金融發展中如何做到既鼓勵商業機構參與，又不影響商業可持續性？邊界在哪里？

中國人民大學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貝多廣認為，政府在普惠金融發展過程中應該起到引導作用，且設計規劃之前要想好“退出機制”。

“最怕的是最后沒有形成市場自身發展的機制，這個是最致命的。政府應該搭平臺，讓機構來做，而政府最后應該‘退出’。”貝多廣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指出：“（政府在）建立機制的時候，就要想著退出之路，而不能讓機構依賴政府。這就是戰略發揮作用的時候。”

政府應該做基礎設施建設

《發展規劃》明確提出，普惠金融發展要遵循“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原則，各級政府也紛紛響應，推出各類“引導基金”或“擔保基金”，以期通過增加政府擔保，為金融機構承擔一部分風險，從而提高機構的參與積極性。

貝多廣認為，在推動普惠金融的早期，政府參與多一些并無問題。“不可否認，政府對普惠金融做了很多事。早期，政府建一個基金推動，有利于中小企業去做，我也不覺得是多大問題；但是，制定發展戰略一定要清醒，這個基金應該是引導性的，這是最主要的。”

他同時指出，政府的引導作用毋庸置疑，但也需要警惕基層為了達到指標，而造成新的不公平和可能產生的尋租行為。另外，也要注意實際操作中可能產生的隱性成本，“我到農村去發現，就是村支書、村委會在幫信用社做事，但他們沒有額外的報酬。另外，政府也派很多公務員下鄉扶貧。這些都是成本，而且成本不低，但是并沒有計算在內。”

而在普惠金融發展過程中，政府的職責在哪里？貝多廣認為，政府最應該做的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工作，即創造公平、開放、競爭的市場環境。這里面包括征信體系、擔保體系的建設，法律制度的完善，企業入場和出場的工商管理體制的規范，甚至破產制度的完善。“我們為什么有這么多機構跑路，因為沒有好的破產保護機制，這也會制約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的服務。”

“外部性的基礎設施才是主要靠政府去做的，不能本末倒置。”貝多廣表示。

銀行面臨挑戰

除了從國家層面制定宏觀的《發展規劃》，有關監管部門也明確要求今年大型國有銀行要設立獨立的“普惠金融事業部”，推動普惠金融發展。截至目前，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已經按照要求，從總行層面設立了普惠金融事業部。然而，大型商業銀行主要是服務大型企業，而普惠金融領域有風險大、成本高、規模小等特點，兩者之間是否能找到契合點十分關鍵。

貝多廣認為，普惠金融對于大型商業銀行而言“挑戰蠻大的”。“首先要肯定，這是好事。讓主要金融機構能參與普惠金融，能對服務更多人群有幫助，這個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對于大型銀行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跟原有商業模式結合。普惠金融不是一錘子買賣、獻愛心，如果這個金融機構本來的定位就是大企業、‘精品店’，你讓它現在做普惠金融，可能就強人所難。”

商業銀行天生有避險的屬性。“我們常說銀行‘晴天送傘，雨天收傘’，這個不是銀行道德的問題，而是由其商業模式決定的。”中小微企業本身不確定性較大。“最新研究顯示中小微企業平均壽命只有2.5年，你讓銀行給他貸款，銀行怎么承擔風險？銀行的原有商業模式不適合這一套。”

除此之外，貝多廣認為，除了在供給端制定任務、想方設法提高機構積極性，政府也需要在需求端下功夫，了解普惠金融服務對象——“長尾人群”的真實金融需求是什么。“我們都說融資難融資貴，到底貴在哪里難在哪里？鄉村的金融需求到底在哪里？政府引導監管需要數據指標的支持，這些也是政府基礎設施建設的內容之一。”

據財新記者之前了解，目前已經由央行消費者保護局牽頭，在制定國家層面的普惠金融指標體系，指標體系參考世界銀行findex統計方法，結合中國特色設立。目前，已經建立了統計制度，還在收集數據階段。

“這一年，我們發現普惠金融概念的普及地前所未有。”他表示，普惠金融不是“普惠銀行”，涉及到資本市場的方方面面，“我們應該讓更多資本介入這個領域，把資本市場的產品嫁接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