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追問這一眼藥為何敢于在未進行臨床有效性試驗就敢搞“轟炸式”廣告之時，有人發現，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過去十余年間，莎普愛思的工作人員多次向所在地科技局官員行賄。中國證監會(微博)浙江證監局也發函，要求莎普愛思說明“涉及行賄事項對公司的影響，以及是否按規定履行了信息披露義務”。藥企行賄問題，也隨之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近些年，從中小型藥企到輝瑞、惠氏、葛蘭素史克等國際制藥巨頭，“前仆后繼”地曝出行賄丑聞。從這些案例看，藥企公關對象，要么是衛生、藥監等政府部門的“現管”，要么是科室主任、藥房主任等醫院的“主管”。莎普愛思的行賄對象，就多為負責新產品鑒定、科技計劃申報者。在利益集團的圍獵、糖衣炮彈的圍攻中，拒腐防變的防線頻頻失守，帶有劣跡的藥品進入流通市場，侵害患者健康權益。

對此，國家不斷加大打擊力度，扎緊制度的籠子。比如，將受賄的定罪量刑標準修改為“概括性數額”加“情節”，對賄賂犯罪中的財物作出適度擴張解釋；嚴禁醫藥代表賣藥，建立行賄黑名單制度，上榜藥企或將禁入公立醫院，等等。但前車之鑒并未完全轉化成警示教訓，現有懲處尚不足以形成有效震懾，徹底消除藥企行賄任重道遠。

一盒藥背后的利益關系之復雜，遠超業外人士的想象。這也意味著打擊行業腐敗，狙擊商業賄賂，需要多方配合、形成合力。就行賄受賄兩端來說，長期以來司法對后者的打擊力度要大于前者。正因如此，藥企的違法成本在利潤面前幾乎是九牛一毛，而且很大一部分還能轉移到藥價上，最終由廣大患者承擔。對于逐利的企業來說，這場以小博大的賭局實在太過誘人，行賄自然就成了“攻城略地”屢試不爽的手段。

從邏輯關系看，行賄與受賄本就是成對兒出現，是一根藤上結出的兩個毒果。從整個灰色鏈條來看，企業的行賄相當于源頭，處于利益交換鏈條的上端。治病要去根兒，從源頭上堵截賄賂，依法嚴厲打擊行賄者、緊盯行賄行為，讓行賄“代價慘重”，顯然可以事半功倍。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反腐敗要“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這一論述既是黨內規矩，也有刑法依據，更是群眾期待。從“政”入手，遏制受賄；從“商”入手，打擊行賄。這對于重塑醫藥領域的風氣來說至關重要，對其他領域亦是如此。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是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關鍵舉措，能夠促使商人依法經營不行賄、從政者依法辦事不受賄，為市場運作創造一個不以賄賂獲利的公平競爭環境，為公權力運作創造一個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態，為社會注入“行賄受賄一樣可恥”的普遍共識。

從司法實踐看，相較于受賄，行賄查處起來難度較大，但我們相信辦法總比困難多。加快補齊制度短板，共建全民防“賄”的大堤，讓雙向查處落到實處，整個社會才能贏得海晏河清、朗朗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