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兩孩”政策促進我國人口均衡發展

　　近日，“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減少”受到媒體關注。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教授1月20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不用過度解讀此數據。

　　據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6年和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分別為1786萬人和1723萬人，比“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前的“十二五”時期年均出生人數分別多出142萬人和79萬人；出生率分別為12.95‰和12.43‰，與“十二五”時期相比，分別提高了0.84和0.32個千分點。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減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數量下降較多。

　　“2016年出生率比較高，因為‘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以后，大家都擁擠出生，等于是一時性的擁擠性的高，到2017年有所回落，這是正常的。”翟振武說。

　　2017年是我國“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的第二年，也是政策效果完整顯現的第一年。受政策效應影響，2016年二孩出生數量大幅上升，明顯高于“十二五”時期平均水平，2017年二孩數量進一步上升至883萬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萬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達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育齡婦女人數呈現逐年減少趨勢。2017年15～49歲育齡婦女人數比2016年減少400萬人，其中20~29歲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人數減少近600萬人。

　　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婦女初婚和初育年齡呈現不斷推遲的趨勢，婦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在上述因素影響下，2017年一孩出生人數724萬人，比2016年減少249萬人。

　　國家統計局人口與就業司司長李希如對此表示，總的來看，“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二孩出生人數的明顯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一孩出生數量減少的影響，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齡結構，促進人口均衡發展。

　　國家衛計委指導司負責人介紹，2017年二孩出生占比進一步提高，達到51%，比上一年度提高了5個百分點；一孩出生占比42%，下降5個百分點。他表示， 人口問題始終是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基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問題。當前，群眾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受經濟社會因素影響更加明顯。調查顯示，群眾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主要是養育成本高、托育服務短缺、女性職業發展壓力大等等。

　　這位負責人表示，為應對這一趨勢和變化，國家衛計委將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做好出生人口監測預測，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努力推動解決群眾在生育養育方面的實際困難和后顧之憂，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出生人數減少的態勢將會持續并趨于穩定

　　那么，如何看待“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出生人口的下降？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減少了63萬，而據推算，2017年的婦女總和生育率比2016年下降0.059。”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劉厚蓮博士表示，出生人口減少和生育水平下降，可能會讓人誤判“全面兩孩”政策的效果，甚至會根據出生人口下降63萬，判斷出生人口將銳減，生育水平會下降。

　　“其實，我國人口學家早就發現，婦女總和生育率受生育政策、生肖偏好、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上下波動很正常。” 劉厚蓮說，年度出生人口小幅波動，對整體人口規模影響微乎其微。

　　國家衛計委指導司負責人表示，國家統計局根據1‰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推算全年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衛生計生統計的住院分娩活產數為1758萬。受育齡婦女規模下降、婚育年齡推遲等綜合因素影響，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減少，但仍保持較高規模，高于“十二五”時期年均出生1644萬人的水平。

　　“出生人數減少，這是一個自然規律。最根本原因是育齡婦女人數減少。”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原新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對此，翟振武表達了同樣觀點：“育齡婦女比去年減少。今天比去年又減少了500多萬，育齡婦女人數減少，生的孩子當然就少了。”

　　據原新介紹，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我國政府組織以及學者預測，“十三五”期間，20~34歲的生育高峰期育齡人數，平均要減少280萬~290萬人。

　　“城市化進程加速，人均收入水平增加，教育水平提高，這些方面都在影響著人們的生育意愿。今年出生人數回落，相比去年高累計的生育能量，是很正常的，今后還可能會繼續逐漸回落。按照我們目前的經濟水平，總和生育率大致能夠保持在1.6~1.7這樣一個水平上。”翟振武說，從世界范圍看，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生育率都處在一個從高往低的水平，這是有規律可循的。

　　原新認為，“十四五”期間，15~49歲的育齡婦女還會繼續減少，平均每年減少440萬~460萬人。而處于生育旺盛期的20~34歲的育齡婦女平均會減少540萬~550萬人。

　　“總體來說，生育人數和出生人數會是一個遞減過程，或者說是一個減少的過程。”在原新看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出現雙低態勢，這是一個基本特征。也就是越年輕的生育人群，對于生育的沖動越小，現階段這個現象比較普遍。

　　記者注意到，“生育意愿有所降低”，是受訪專家們一致的觀點。

　　“生育意愿不斷下降，有幾個重要因素，原因之一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翟振武認為，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基本達到57%～60%左右，將近60%的非城市人口轉而成為城市常駐居民，這一人口結構變化對生育行為的影響很明顯。而城市化帶來很多附帶問題，比如說在城里工作和農村不一樣，工作時間延長，照料孩子時間減少。其次是城市化讓養老保障覆蓋更完善和更全面，經濟上人們可以不再依賴孩子養老，從而轉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很多國家的歷史證明，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翟振武說。

　　為有生育意愿的人提供相應的服務

　　隨著人均收入增加，女性生育機會成本也隨之增加，這已是不爭事實。

　　“2000年時，我們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現在將近8000美元左右。收入提高了，養育孩子成本當然也大幅度提高了，婦女要生孩子的機會成本就高了。原來在農村，生一個孩子所花費的時間值不了多少錢，而現在在城市中如果因照顧孩子而放棄工作，收入損失就會很大。”翟振武說，另外，隨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數已超過45%，高等教育的普及會帶來結婚年齡延長從而降低了人口增長。

　　“最近這七八年每年大學招生都700多萬，你想他們能生很多孩子嗎？”翟振武說。

　　“社會競爭加劇，很多年輕人只能推遲或少要孩子。”原新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婚育和生育年齡在推遲，尤其是大城市，導致生育周期和時間在縮短，生孩子數量自然就會少。原新表示，導致這些現象的原因，正如國家衛計委發言人所做的分析——生育和養育成本提高，同時家庭扶持政策比較弱，0到3歲托幼機構和幼兒園比較少，再加上職場競爭加劇，社會競爭加劇等多種因素。

　　原新認為，出生人數減少的一個因素還在于“食品安全、環境因素、生活方式等因素導致不孕不育人數增多”。

　　“生育率隨著現代化水平不斷下降，這是一個趨勢。從個人家庭角度來說，人的生育意愿也隨之下降，應該尊重他們的生育意愿。”翟振武表示，但也應看到家庭生一個孩子的風險較大，還是要鼓勵生兩個孩子，鼓勵按政策生育，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緩解老齡化都是有益的。

　　“讓有生育意愿的婦女能夠實現自己的愿望，不至于有很多后顧之憂而不敢生。”翟振武認為，對于一部分有生育意愿的家庭，由于生育成本高，生育壓力大，沒有時間照料等，政府應該能夠提供更好的條件，能夠使他們實現生育愿望。在這方面可以做更多工作，比如加強托幼服務，在生育、就業方面減少對女性發展的各種壓制，給予生育期婦女以更多保護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菊華也表示：“我不認為出生人口少一點，對國家來說，就是個大問題；對家庭來說，這是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當然，政策應做也能做的，是為有生育意愿的人提供相應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