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如何布局高質量發展

　　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7年中國經濟年報：GDP首破80萬億元，增速6.9%，實現2010年來首次回升。十幾天里，全國31個省份也陸續公布了其一年來的經濟數據。觀察各省份的數據，“狀元”廣東、“榜眼”江蘇兩省攜手邁上8萬億GDP臺階，而從增速角度看，我國西部地區延續了2016年的勢頭持續領跑。客觀上，這些“細分”的經濟數據讓中國的經濟年報更為“立體”。另外，隨著天津、內蒙古主動“擠水分”，各省份的GDP數據變得更加“有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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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部省份GDP增速名列前茅

　　眾所周知，如果根據GDP總量畫一張中國地圖，一定是一張“南高北低”的情景。而2017年的增速，同樣顯示出這樣的趨勢。

　　根據統計，全國31個省份中，只有8個省份去年GDP增速低于全國GDP增速，其中就包括了京津冀以及東北三省。其中，天津的GDP下跌趨勢最為明顯，僅為3.6%，和甘肅省一并排名最末位。

　　提起天津的GDP，其在1月還未過半的時候就曾占據輿論熱點。不過，其來由并不讓人欣喜：天津濱海新區將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調整為6654億元，調整后，天津濱海新區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減少約三分之一，同比則出現負增長。

　　雖然天津當地統計局稱更改統計口徑對經濟數據沒有影響，但是客觀上主動“擠水分”后，其經濟增速從2016年的9%折損過半跌至2017年的3.6%。

　　同樣是北方省份的內蒙古自治區和天津類似，1月3日，內蒙古自治區第十屆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暨全區經濟工作會議上，自治區黨委“自曝家丑”：自治區政府財政收入虛增空轉，應核減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900億元，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基數也相應核減。雖然當地統計部門同樣在官網貼出聲明稱該舉動不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太大影響，但數據顯示，其2017年增速比上一年下跌3.2個百分點，僅為4%。

　　反觀前兩年就曝出經濟數據造假主動“擠水分”的遼寧，去年迎來了“翻身之戰”。數據顯示，2017年遼寧省GDP增速4.2%，實現了由負轉正，并且這個逆轉的幅度十分可觀達到6.7個百分點，是自2015年“擠水分”以來的最好成績。遼寧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11年以來經濟增速單向回落的狀況發生了趨勢性改變。”

　　將增速視角放在全國范圍，名列前茅的絕大多數省份仍然地處中西部。按照增速排名，貴州、西藏、云南奪得前三名，其中貴州和西藏保持在兩位數的增長率，分別為10.2%、10%。

　　西部地區速度搶眼和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脫不開關系。有專家曾指出，相較于東部，中西部地區經濟數據基數相對小，近些年承接了多項產業轉移，并且得到國家政策傾斜，這些因素都會促進西部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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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上海實現“整數突破”

　　2017年全國GDP總量首次站上80萬億臺階，具體到省份，江蘇同樣在這一年實現了突破：首次超過8萬億大關，排名GDP總量第二。它的前方，是穩坐頭把交椅的廣東，逼近9萬億大關。

　　提到絕對值，西部地區由于存量較少便占不上太多“便宜”。GDP總量前十位的排名實際上和2016年并沒有發生改變，除了廣東、江蘇，隨后依次為山東、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和福建。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長江經濟帶上東西兩端的三個節點省市：四川、重慶和上海。

　　首先，雖然重慶去年的經濟增速沒能保持兩位數，但其還是以9.3%的成績位居增速第四，勢頭依然強勁。另外其經濟總量也不容小覷，今年的數據已經超越天津，攀升至近兩萬億。

　　再來看四川，天府之國2017年的成績喜人，實現了總量、速度雙高。經濟總量位列第六的情況下，其增速較上一年回升0.4個百分點，以8.1%的成績進入增速前十名。

　　而長江入海口的上海，經濟中心的地位不是白叫的。其經濟總量緊隨福建省，進入3萬億元大關，同江蘇一樣在去年實現了整數突破，成為中國第一個跨過3萬億門檻的城市。

　　提到經濟數據的絕對值，北青報記者注意到，雖然屢見省份主動“擠水分”，但卻未見中國經濟數據因之調整。那么各地數據不實會不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數據？開頭所提“進入80萬億”大關還是否可信？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的回答是，地方數據作假不影響中國數據真實。

　　對此，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范子英告訴記者，簡單而言可以理解為這兩組數據目前是由兩班人馬統計而出的。目前國家對于GDP 的核算遵循“分級核算、下管一級”的原則，使用的是國家、省、市、縣的四級核算。“也就是說，國家統計國家的，地方統計地方的。因此地方數據核減，不會影響中國經濟數據。”

　　國家統計局18日召開的發布會上，寧吉喆曾坦言中國各省份的GDP總量加總后總會超過該局公布的中國GDP總量。之所以造成這樣的現狀，同樣與核算體制有關。“由于核算體系不一樣，省與省之間會經常出現沒有去除投入產出因素的重復核算問題。此外，一些由于生產主體的注冊地和生產活動發生地不一致等問題，同樣也會造成經濟數據的重復統計。”范子英坦言，除此之外也無法排除地方主官運用行政手段人為干預數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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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質量與高增速并不矛盾

　　站在總結2017年的時間點上，不由得便會展望2018年。在中國經濟增速反彈的情況下，記者卻發現，全國幾乎所有省份都調低或維持了上一年的預設經濟增速目標。

　　其中，即便是連續5年保持兩位數增速的貴州和西藏，兩省份也均把2018年的目標鎖定在“10%左右”，這一兩位數增速的下限。而反觀2017年的目標，西藏定的是“11%以上”，貴州并沒有“左右”二字。

　　究其內在原因，記者發現，“高質量發展”成為了近期各省份兩會上的高頻詞。

　　用更為典型的天津為例，其去年的經濟增速處在全國末位，對2018年增速目標調減的幅度也最大：調減3個百分點至5%。

　　天津市統計局局長武軍定坦言：“經濟增速掉下來，首先是天津發展長期積累的深層矛盾所致。”1月初召開的天津市經濟工作會上，將2018年定義為歷史性窗口期。“對天津來說，2018年是實現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生死攸關的一年。”

　　記者注意到，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而隨著持續幾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地已經體現出了調結構過程所帶來的“陣痛”。幾個要素和表述的對撞，在客觀上給人以“高質量一定要降增速”的印象。

　　對此，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嚴肅地對記者澄清：“高質量和高增速是絕不矛盾的。”當我們處于一個粗獷發展階段時，人口紅利、技術門檻低，會引得一些用資源換增長的產業、項目發展。那么注重發展質量的同時，我們的產業還沒有實現升級的情況下，勢必會喪失掉一些機會、項目。“但這不意味著高質量就是打擊增速的原因。”采訪中，楊志勇用深圳作為典型向記者舉例。

　　數據顯示，深圳市作為目前中國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2017年GDP總量超過2.2萬億，增速高達8.8%。更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深圳二三產業的比例達到41.5:58.4；全社會研發投入超過900億元占GDP比重4.1%；實際使用外資74億美元、增長10%。

　　衡量經濟發展質量高低，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曾刊文總結有五大特征：第三產業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增加；創新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增加；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增加；結構優化；包容性、普惠式增長。

　　用上述標準衡量，深圳市無疑實現了增速、質量雙高。

　　實際上，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目前年輕人的比例居全國城市首位，其占盡了高質量的先機。那么全國來看，是否有經歷過陣痛，質量由低轉高的典型呢？記者發現了山西省的特別之處：31個省份中，只有山西一個省將2018年經濟增速目標調高，為6.5%。作為曾經的能源大省，其增長步伐愈發“輕盈”。

　　1月23日，山西召開2017年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會上指出，2017年實現7%的增速是自2014年以來首次步入合理區間。處于低谷期的山西，2015年經濟增速也曾遭遇滑坡。但兩年后，作為能源大省，山西省2017年傳統產業高端化步伐不斷加快，工業技改投資增速加快，“非煤產業成為工業增長的主動力”。

　　山西的可喜轉變似乎是中國的一個縮影，數據顯示，過去5年，全國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超過11%，科技進步貢獻率從52.2%提高到57.5%。據估算，新動能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按照楊志勇所持理論，高質量發展摒棄了“透支”式的經濟增長，因而后勁十足。經歷過陣痛后若實現轉型升級，高質量、高增速將并駕齊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