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號文件”緊扣鄉村振興三個最重要的要素，即人、地、錢。省農業廳有關負責人介紹，圍繞這三者，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制度創新，如規范農村“小微權力”、探索農村宅基地的“三權分置”、深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等。

　　細細研讀中央“一號文件”不難發現，其中的許多改革舉措都有著不少浙江農業先行先試的身影。它們或源于浙江的基層探索，或在浙江率先試點。這背后，是浙江在三農工作上多年敢為人先的魄力。

　　規范小微權力

　　破解人才瓶頸

　　規范“小微權力”可謂是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的一大亮點。文件要求，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制度，加大基層小微權力腐敗懲處力度。嚴厲整治惠農補貼、集體資產管理、土地征收等領域侵害農民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規范農村“小微權力”，正是源于浙江基層的探索實踐。早在2014年，針對群眾反映村干部存在濫用權力、腐敗多發等現象，寧海縣在岔路鎮等5個鄉鎮試點進行農村小微權力規范運行改革。

　　經過梳理，當時單單岔路鎮就整出了村級涉農事項規章文件多達248頁。這些文件厚得就像一本書。面對這樣零散繁雜的涉農事項規章，寧海縣大刀闊斧地進行“瘦身”——流程太復雜就簡化，條目不明晰就明確。

　　一項項梳理簡化，一次次反復溝通，數易其稿……寧海終于濃縮出了36條簡單明了的權力清單，頒布了《寧海縣村務工作權力清單三十六條》,其中包括19條集體管理事項和17條便民服務事項。

　　這樣一來，村干部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該怎么做，一目了然。村干部手中的小微權力有了強有力的“緊箍咒”。

　　一邊管好村干部的權力，一邊更要激發好農民的主體活力。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發揮科技人才支撐作用。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到鄉村和企業掛職、兼職和離崗創新創業制度，保障其在職稱評定、工資福利、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權益。

　　這一要求與浙江前不久剛剛出臺的《關于激勵農業科技人員創新創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不謀而合。

　　根據《意見》，浙江鼓勵農業科研人員和農技推廣人員離崗到省內農業主體工作。離崗期間，他們的社會保險費用（含職業年金）單位繳費部分由所在事業單位承擔。同時，《意見》還鼓勵農技推廣人員在崗開展增值服務。

　　為鼓勵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意見》明確了農業科研機構、涉農高等院校和農技推廣機構對由財政資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具有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意見》還明確了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收益比例。

　　喚醒沉睡資源

　　釋放土地活力

　　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針對農村宅基地，將探索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

　　而事實上，有關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的探索在義烏一早就已經試點，并積累了長足的經驗。

　　2015年3月，義烏被列為全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地區。同年4月，義烏在全國率先提出農村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制度體系設計，盤活農村居民的“沉睡資產”。

　　2016年4月26日，義烏市委、市政府印發了《關于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在落實宅基地所有權和保障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權的前提下，允許宅基地使用權通過合法方式有條件轉讓。由此，義烏基本確立了宅基地制度改革中的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制度體系。

　　為完善城鄉地價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義烏于2017年6月12日又建立了全國首個農村宅基地基準地價體系并正式公布了《義烏市宅基地基準地價》。

　　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村改革的“基礎工程”。對此，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要“銜接落實好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的政策”“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實現承包土地信息聯通共享”。而我省在2015年就已啟動了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2016年4月，作為全省推進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的試點，杭州市臨安區頒發了全省首本新版土地承包經營權證。

　　一證在手，農民就此“吃下了長效定心丸”：不僅確認了自己的“家底”，土地還成了可以抵押貸款的“活”資本。更重要的是，帶上這個小本進城也更安心。根據中央要求，2018年浙江將全面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

　　深化農村股改

　　拓寬資金渠道

　　鄉村振興還需解決“錢從哪里來”的問題。而充分釋放村集體資產的活力，無疑是重要一招。

　　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全面開展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集體成員身份確認，加快推進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再回看浙江，早在2015年底就已在全國率先全面完成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工作，全面完成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

　　2015年，浙江29400多個村社的3500多萬農民當上了股東。這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我省推行的又一項重大農村改革。

　　過去，村集體資產屬于集體組織成員集體所有，但對個人來說看不到、摸不著，如果戶口遷移，就意味著權益喪失。通過股改，村集體資產量化到個人，建立了“確權到人（戶）、權跟人（戶）走”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體系。

　　在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還能看到不少浙江元素的“老面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源于浙江的“糧食生產功能區建設”，今年已是連續第4年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

　　作為一個土地要素尤其緊張的資源小省，浙江的“糧食生產功能區建設”經驗，是為全國保障糧食安全和守住耕地紅線作出的重大貢獻。

　　2010年，浙江就從頂層設計著手，搭建農業發展大平臺——在全國率先啟動建設糧食生產功能區、現代農業園區。由此，浙江保障糧食生產、實現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就有了實實在在的抓手，各項農業扶持政策也有了可以落地的平臺。在我省的糧食生產功能區，糧食產量比面上提高7%以上,現代農業園區畝均產值比區域外高30%以上。

　　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構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體系……在中央“一號文件”中，浙江元素比比皆是，一展浙江農業多年來勇立潮頭的成果，夯實了浙江農業綠色發展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