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的是——其實，妻子也在加班，只是比他早到家十多分鐘而已。感覺委屈的妻子說：“我工作也很辛苦，好嗎？結婚的時候你說要疼愛我，現在呢？家務都是我做，孩子你也管得少，你怎么能這么自私？”

　　你可以想象故事接下來的走向了。這樣的故事，在很多親密關系中，就像很多已經寫好的劇本一般，周而復始，循環往復，我們卻如此規矩地遵照這樣的劇本出演，并在某種程度上十分認真投入。

　　在英文里有個詞，叫“blame game”，就是指相互指責的游戲。我們之所以叫它“游戲”，是因為我們都深諳游戲規則，并且非常地配合彼此。其實，只要其中一方停下來，不再指責對方，試圖理解對方指責背后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游戲也就結束了。但是，我們卻不愿意，我們寧愿在對方說：“你怎么能這么做呢？”的時候，回嘴說一句：“你做得也不怎么樣吧！”每個指責的背后都有一個對方希望或者更喜歡的表達，比如當對方說：“你怎么就聽不懂話呢！”還有一個他（她）沒有表達的意思是：“我多希望你能理解我啊，如果真沒聽懂，能不能不假裝你聽懂了，而是再來問問我呢？”

　　你可能要問：為什么在很多時候“根本停不下來”？我想，這就涉及哲學家福柯總是提到的“權力”。吵贏對方，這本身是一種權力的體現。在我們的主流文化中，權力之爭無處不在。我們從無處不在的權力和競爭機制中學會的，就是如何去“贏”。卻很少有人教我們，在愛這件事情上，我們要做的，恰恰是放棄權力之爭，真正開始彼此合作。

　　我們可以巧言善辯，我們可以在對方指責我們的時候，反過來更加猛烈并且精準地指責對方，但這一切語言上的“勝利”都會讓我們輸掉關系。當語言變成一種彼此攻擊的武器時，愛的空間就被扼殺了，關系本身就變成了一個戰場。

　　“面對問題”與“變成問題”

　　在我們的主流文化里還有一種趨勢，就是病理化每個人。在這方面，傳統心理學可以說是做得非常“出色”了：我們創造出了各種精神疾病，厭食癥、抑郁癥、焦慮癥等等，而且，這些標簽每天還在增加著。

　　我們仿佛在不斷創造著人的某種“內在缺陷”，然后，再去分析它們的成因，最后找出所謂的解決方案。可是，這種不斷將人病理化的做法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呢？當不斷病理化他人的認知方式，開始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又給我們的關系帶來了什么？

　　我曾看過一篇文章，大概是講關系其實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磨合”，而是“應該”自然而輕松。我不想去探討這個觀點本身，但是，它的背后的確有一個很主流的想法：有適合我們的人，也有不適合我們的人。這句話的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僵化地奉行它，就會陷入一個可怕的循環：每當我們的關系遭遇挑戰時，我們就開始問自己“這個人真的合適我嗎？我是不是應該換個人呢？”

　　人是變化的，流動的，是有多種可能性的。在一段關系中，如果我們一遇到挑戰就懷疑對方是否合適，其實，我們是把對方看成了一個只有一種可能性——僵化的個體。合適這個詞的背后，有太多固化的分類和刻板的看法。

　　為什么要講“合適”這個詞呢？因為判斷一個人是否合適，和在爭吵中，我們去責備對方有人格缺陷，它們背后的認知方式，其實是如出一轍的。主流文化讓我們習慣性地病理化彼此，以至于每當我們的關系遇到挑戰時，首先想到的不是情境和文化如何影響了我們的表達，而是開始病理化對方，覺得對方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后現代敘事療法的創始人之一麥克懷特曾經說過：“人不是問題，問題才是問題。”如果我們的伴侶在爭吵時經常表現得很憤怒，我們也許不應立刻給他貼上“他有情緒問題”或者“他有情緒障礙”這樣的標簽，然后“追根溯源”地想要看看他小時候到底出了什么問題，而是一起看看憤怒是怎么影響他的？又是怎么影響我們的關系的？憤怒本身可能是個問題，但這不是他的問題，而是你和他共同面對的問題。

　　如果我們在關系遇到危機的時候，能夠放棄去病理化對方的沖動，意識到我們并不是彼此的問題，而是共同面對問題的伙伴，也許就有了把問題轉化成機會的可能。這個轉變聽起來很微小，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改變。

　　“懷疑關系”與“懷疑對方”

　　吵架時最傷人的，恐怕就是——我們開始懷疑關系本身，或者我們開始懷疑對方的人品和人格。

　　有一次，我跟男友吵了架。因為我獨自去看電影，但是，當他問起我的行蹤時，我沒有告訴他。他非常生氣，我非常委屈。那天，我們吵得差點兒就“崩盤”了。他說，他受不了我“先斬后奏”，而我覺得，他在懷疑我的人品。我們幾乎就要陷入到模式化的互相指責的游戲里了：我告訴他，他也沒有匯報他的行蹤，所以沒資格來說我；他告訴我，我的隱瞞讓他覺得無法信任。可是，我們沒有繼續下去，而是選擇了停止。

　　我跟他說，隱瞞他的事情，的確是因為擔心他知道我一個人去看電影了會生氣，但是，看他這么不開心我也不好受。而他告訴我，其實，他是很擔心我背著他去見其他男生。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立刻就不生他的氣了。這是他的脆弱，愿意把他的擔心和脆弱跟我分享，這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氣。并且，他這無中生有的吃醋，讓我還覺得有一點可愛。

　　最后我們約定，以后他問我在哪里，我會立刻如實的回答；而他在我們分開的時候，也多跟我講講自己那邊發生的故事。

　　當然，我們本來可以把事情上升到彼此人格的缺陷：他覺得我是一個喜歡騙人的不可信之人；我覺得他是一個小心眼又猜忌心重的人。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把彼此變成“問題”，而不是一起去面對困擾我們的問題。

　　沒有人喜歡被某個定義捆綁，尤其這個定義還是一個病理化的標簽。當我們把問題內化為對方的人格缺陷時，我們在做的事情，其實是限制了一個人和關系的可能性，是扼殺了共同面對困境的可能性，也是讓關系陷入絕境的一劑“催化劑”。

　　“關系故事”與“吵架故事”

　　心理學家肯尼斯·格根曾說過，我們每個人都帶著過往關系中的所有可能進入一段關系，過往的成千上萬種關系，就像很多片羽毛一般，在關系中構成了一個翅膀。而關系中的另一個人也帶著很多種過往關系的可能性，兩個人的翅膀聚在一起，會產生無數種可能性。

　　是的，我們關系的故事，遠遠不止是“吵架的故事”。

　　就像每個抱怨的背后都有一個愿望一樣，每個吵架故事的背后都有更多相愛的故事。每次彼此的誤解背后，都隱匿著彼此溝通和理解的期待，它們是可能性的種子，也是一個被我們忽略的故事。我們都太習慣于講述一個問題故事，而那些溫暖的、甜蜜的、美好的故事，往往沒有機會被好好地說出來，它們同樣需要被我們看到。

　　吵架可能是過往關系中的一種可能，但它也只是一種可能性。我們也許可以放下彼此指責和病理化彼此的沖動，然后，創造一種新的共同面對問題的方式。當然，這件事情真的很難做到，但也許每次當沖突來臨時，都是我們重新創造彼此喜歡的、溝通方式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