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足居民財富管理需求、增強金融機構盈利能力、優化社會融資結構、支持實體經濟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到一定程度上異化成為監管套利、不透明運作的影子銀行，根源在于缺乏統一的功能監管規則。由于同類資管業務的監管規則和標準不一致，導致監管套利活動頻繁，產品結構多層嵌套，風險底數不清，剛性兌付普遍，加劇了風險的跨行業、跨市場傳遞。截至2017年末，不考慮交叉持有因素，我國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規模已達百萬億元。其中，銀行表外理財產品資金余額22.2萬億元，資金信托余額21.9萬億元。同時，互聯網企業、各類投資顧問公司等非金融機構開展資管業務活躍。應該看到，商業銀行表外理財業務、信托公司資金信托計劃、證券公司資產管理計劃等等，業務本身并不存在實質差異，但機構監管理念不統一，導致監管套利活動頻繁。

　　從功能監管入手統一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監管規則，是資管新規的一大特色。功能監管是指對資產管理產品不再按照機構類型劃分，而是按照產品的功能和特性進行劃分，同類產品適用同等規則，彌補交叉性金融業務的監管漏洞。從全球范圍看，功能監管是各國資產管理行業監管的普遍原則。資管新規從資金來源端，按照募集方式分為公募產品和私募產品兩大類；從資金運用端，根據投資性質分為固定收益類產品、權益類產品、商品及金融衍生品類產品、混合類產品，按照“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有效強化了功能監管。資管新規的頒布和平穩實施，為下一步統一同類金融業務監管規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資管新規在尊重金融市場現實基礎上，對存量風險和監管漏洞進行了全方位統籌和修補。一是主動引導金融市場預期。2017年11月17日，資管新規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向金融市場傳遞出準確的政策信號，推動金融機構主動調整業務結構，削減通道業務，消化存量風險。

　　二是留足了轉型發展時間。資管新規將過渡期延長至2020年底，較征求意見稿延長了一年半，給予了金融機構充足的調整和轉型時間。

　　三是統籌處置存量風險。對過渡期結束后仍未到期的非標存量資產做出了妥善安排，引導金融機構轉回資產負債表，確保金融市場穩定。

　　四是全面堵塞監管漏洞。從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投資、資金池運作、產品兌付規則、金融機構業務報酬、杠桿設置、多層嵌套、市場準入等，資管新規都做出明確規范，全面彌補當前金融分業監管、機構監管存在的監管漏洞。

　　五是“新老劃斷”方便金融機構自主管理。資管新規充分考慮存量資管產品期限、市場規模及其所投資資產的期限和規模，兼顧增量資管產品的合理發行，按照“新老劃斷”原則設置了過渡期，明確了相關安排，方便金融機構進行自主管理。

　　六是將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審慎監管有效結合。資管新規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制定，從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角度，對資管業務進行全面梳理，將其納入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之內，從宏觀、逆周期、跨市場的角度加強監測、評估和調節；同時明確了監管當局的市場準入和日常監管職責，以及制定出臺各自監管領域實施細則的工作任務。可以說，從2014年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到2018年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經過這幾年的摸索與實踐，我國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的金融監管理念又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

　　雖然金融市場對資管新規早有預期，但資管新規對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的影響，既有系統性、全局性的規范內容，也有差異化和個性化的實施效應，需要密切監測、妥善應對，要督促金融機構嚴格按照資管新規要求，認真做好過渡期的整改計劃，明確時間進度安排，積極調整業務結構，嚴密防范流動性風險，做好存量風險消化，有效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