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長時間近距離用眼，特別是電子產品濫用，是近視高發重要原因

將視力健康納入素質教育，對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水平連續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學校依法依規予以問責

日前，教育奮進之筆“1+1”系列發布采訪活動走進湖北，記者獲悉，2014年全國學生體質健康調研與監測結果顯示：我國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的視力不良率高達45.71%、74.36%、83.28%、86.36%。估計目前全國近視中小學生超過1億，近視率排在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前列。“不僅如此，我國未成年人近視越來越呈低齡化趨勢，而且農村學生近視率快速上升，已開始超過城市。”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司長王登峰說。

教育部等八部門近日聯合出臺《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爭實現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在2018年的基礎上每年降低0.5個百分點以上；近視高發省份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

導致近視高發的原因涉及學校、家庭、社會等多重因素，降低近視率，真能做到嗎？一些地方的有益嘗試，讓大家看到了曙光。據悉，武漢市92所重點監測學校監測數據顯示：學生標準化視力低下率已從2014年的50.83%下降至2017年的45.45%，實現“三連降”。

武漢市紅領巾學校學生在操場上分組玩“穿梭拉拉球”游戲。

“人海戰術”控近視，人從哪來？

“我負責幫同學查視力，視力‘闖關’成功，還可以積分兌獎呢！”10月30日上午，在武漢市紅領巾學校的視功能室，記者看到六年級學生俞子茜，正坐在一臺白色的小機器前，熟練地操縱設備。這臺智能化的視力檢測設備，可以讓孩子在“視防員”指導下自測視力。全校所有孩子的視力數據，則通過這臺設備自動錄入智能化系統，進入大數據的海洋，成為班級、學校乃至全市近視防控的數據基礎。

“我是校級‘視防員’，每個班還有兩個班級‘視防員’，協助班主任課間提醒大家去操場運動或遠眺，指導大家用正確姿勢做眼保健操等。”俞子茜說。學校大操場上，二年級的小朋友正在快樂地進行體育活動，體育器材是少見的“穿梭拉拉球”、回旋鏢、彩帶飛盤等，都能讓孩子在運動中鍛煉眼肌。

“我女兒已經上五年級了，現在雙眼視力都是1.2，真的讓我很欣慰。學校每學期都由班主任召開幾次專題家長會，介紹近視防控知識，要求家長監督孩子少用電子產品、多去戶外活動。孩子現在看平板電腦基本不超過15分鐘，看電視不超過半小時，已經形成習慣。”紅領巾學校學生家長羅敏說。

武漢作為全國學生視力健康管理示范區，通過10年努力，已建立起一支由專業機構指導、提供技術支持，由學生、老師、校長、家長、醫生構成的立體化專兼職“視防”隊伍，形成“群防群治”的強大網絡。

“近視的發生，除了極少數遺傳因素，更多和行為習慣有關。學生長時間近距離用眼，特別是電子產品濫用，是目前兒童青少年近視高發的重要原因。防控近視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武漢市中小學生視力健康管理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文歷陽教授說。

在中小學生近視率“三連降”的山東省，自2010年以來，累計培訓專業技術人員、基層防治人員、教師3000多人，培訓校醫及健康指導老師3300多人，舉辦家長報告會100多場，參加人員6.5萬人次。

專業機構做支撐，錢往哪里投？

“我有一次帶女兒來漢口，偶然趕上‘視防中心’做公益活動，帶兩個女兒一檢測，孩子裸眼視力都正常，我本來挺高興，但專家告訴我，兩個女兒的‘儲備值’不足，將來一定會近視，要立刻開始科學防控。我按專家指點，平時注意燈光、孩子坐姿等，經常讓孩子打乒乓球，還定期帶女兒來‘視防中心’檢查和治療，4年過去，女兒近視發展非常緩慢，專家跟蹤指導完全是免費的。”初中生家長沈幼純感激地說。

她口中的“視防中心”，全名叫武漢市青少年視力低下預防控制中心。武漢市各中小學的“視防”隊伍實際是在其專業指導下工作，有關儀器設備、大數據信息采集和智能預警系統也是由其研發。中心主任楊莉華是武漢青少年近視防控體系的主要創建者和推動者。“救救孩子的眼睛吧！”2005年武漢市兩會上，時任武漢市政協委員的楊莉華發出這一呼吁，并聯合10多名委員提交了《關心青少年視力健康，創建青少年視力低下防治基地》的提案。這一提案引起武漢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并在全國率先啟動了政府主導，部門協作，專業指導，教育、衛生、學校、家庭、全社會參與的綜合管理服務體系。“近視防控，如果完全由政府來做，人力物力投入太大，難以實現；如果交由企業來做，很可能‘變味’。我們武漢視防是政府主導下成立的非營利性專業技術服務機構，政府‘養事’不‘養人’，由專業人做專業事，成本較低，運作高效。”楊莉華說。

經過10多年鍥而不舍的努力，武漢視防不僅建起了深入學校、家庭的龐大“視防”隊伍，建立了全市中小學生視力健康檔案數據庫，開展了廣泛的科普宣傳，而且逐漸摸索出讓中小學生“不近視、遲近視、慢近視、低近視”的科學路徑。山東、黑龍江、江蘇、河北等地也設立了青少年視力低下防控機構，構建起近視防控網絡。

“我們也走過彎路，曾把近視高危人群、已近視人群作為近視控制重點，但事倍功半。因為近視一旦發生，基本不可逆。所以，現在我們將‘防’放在首位，小學生近視率下降十分明顯。”楊莉華說。總結經驗教訓，她認為，近視防控的“痛點”是不良的社會環境、用人觀和學業壓力，“難點”在于家長“重治輕防”的錯誤認知，“重點”在于早期的風險監控。

當然，除了專業機構，硬件投入也少不了。如教室的照明衛生達標、可升降課桌椅的配備、校醫務室的升級改造等。目前，全國不少地方都拿出了真金白銀。2018年初，廣州市啟動全市中小學校教室照明設備改造工作，截至目前，市區兩級財政共投入經費5.85億元，涉及設備更新、線路改造、電力增容等。四川省攀枝花市投入360萬元實施免費作業本政府采購制度，每年為11萬小學生和初中生采購“防近視作業本”。

“考核”加“問責”，壓力怎么加？

《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強調，“將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總體近視率和體質健康狀況納入政府績效考核，嚴禁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片面以學生考試成績和學校升學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將視力健康納入素質教育，將兒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課業負擔等納入國家義務教育質量監測評估體系，對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水平連續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學校依法依規予以問責。”

“考核”和“問責”，能實現嗎？以近視率作為“考核”“問責”的依據，會不會催生“數據造假”？社會輿論普遍關注。

在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王登峰介紹，兒童青少年視力不良2018年基礎數據將由國家衛健委組織專門力量采集。另外，教育部每年都要對學生的體質健康狀況進行抽測復核。“每個省抽測1萬名左右學生，是按照隨機分層抽樣進行的。”

目前，山東省、浙江省、湖北省武漢市、江蘇省揚州市等地已將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降低學生視力不良率納入對地方黨政主要領導，教育行政部門，學校、班級和班主任的考核內容，收到了一定成效。不少有“壓力”的學校，在落實課間“陽光一小時”、保障體育課時間、提高體育課質量等方面做得較好。

“近視防控，校內容易校外難。”一位中學校長坦言，考核和問責壓力只能從政府傳導到學校、班級、老師，但很難撼動家長的“升學焦慮”。目前很多家長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從幼兒園開始，就不斷給孩子報各種培訓班，“校內減負校外補”，讓學生學業負擔雪上加霜。為了減少時間成本，很多家長選擇讓孩子放學后上網課，進一步加重了用眼負擔。老師“零布置作業”了，但有些“家委會”卻發動家長給孩子布置作業。如何從入學、升學“指揮棒”上做好設計，加大對學生健康體質的考察權重，有關部門正在研究部署。（田豆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