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全面開放是要素優勢開放與制度優勢開放、單向引進式開放與雙向互動式開放的有效集成，是制造業開放與服務業開放、沿海開放與內陸開放、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的有效協同，是自主開放與協議開放、多邊開放與雙邊及區域開放、主動開放與安全開放的有機結合。

　　張威指出，自貿試驗區將簡政放權改革與加快大部門體制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切實破解了放權難以到位的困局，探索了部門間綜合治理的新思維，通過推進政府自身治理結構的創新，真正實現放權于市場、放權于社會的治理結構，注重以推進標準化和透明化為核心“放權”，在提升政府能力方面邁出了關鍵一步，加快了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建設進程。

　　從各類營商環境的調查評價看，企業對政府管理的透明、公平、可預期等方面的需求較高，自貿試驗區通過堅持不懈地制度創新和深化改革，促進了政府管理理念的轉變、管理模式的創新、管理效率和服務水平的提升，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為自貿試驗區發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也為全國營商環境的優化做出了很好的探索和實踐。

　　“自貿試驗區建立以來，通過簡政、放權，涉及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的大量手續得到了簡化，辦理手續的時間大大縮短。”張威表示，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政府管理更趨向于“信任管理”，如自主辦稅、加工貿易自主核銷管理、項目告知承諾制等舉措，更多地凸顯企業自主監管能動性，同時也增加了營商環境的“溫度”。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擴大開放領域的同時，做到“有為”和“有守”的統一，將簡政放權改革與強化監管有機結合，通過踐行底線監管理念，在放權的同時，加強風險防范，解決了簡政放權但并沒有弱化政府管理的問題。

　　張威認為，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自貿試驗區以理念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政策創新增加開放發展的活力，加快由中低端要素驅動向高端創新驅動轉變，實現了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為推動全國經濟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提供了有益的發展經驗和參考模式。隨著自貿試驗區建設的逐步完善，對周邊地區發展的集聚效應和輻射效應日益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