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文明與西歐亞及地中海世界連接起來的通道，就是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對于中國方面來說，主要是邊境貿易，中國人主動出境貿易，不占主流。

　　歷史上中國的陸上或者海上的絲路貿易，都是中國與周邊國家政治關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與經濟上的往來密不可分

　　十六世紀開始的大航海事業，是近五百年來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歐洲人的東來形塑了今日的世界格局。這一偉大事變背后，就與“絲綢之路”直接相關。

　　元朝以后，西域地區出現了哈密、別失八里、柳城、于闐、火州以及吐魯番等割據政權。帖木兒汗國（1370-1507）控制了中亞，奧斯曼帝國（1299-1922）統治了西亞，特別是1453年拜占庭滅亡之后，絲綢之路的陸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礙。因此，十五世紀歐洲人的大航海事業，其重要動力之一，就源自破除絲綢之路的阻塞，適應東西方貿易增長的需求。歐洲人不滿意絲綢之路被西亞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間商人所壟斷，他們這回攜航海技術進步的優勢，要直接走到東西方貿易的前臺，航船所向，就是遙遠的中國和印度。

　　在葡萄牙人1498年進入印度洋以前，東方商品運往歐洲和非洲北部的通道有波斯灣和紅海兩條。波斯灣一線是自波斯灣入口處的霍爾木茲上行至巴士拉，敘利亞和土耳其商人在此提取贏利豐厚的商品，經西亞陸路運往敘利亞或黑海的大港口，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和加泰羅尼亞（今屬西班牙）人前來這些港口購買提貨。

　　取道紅海的貨物則多來自馬六甲，經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即中國古書上的古里），或阿拉伯半島南端的亞丁，進入紅海，在圖爾或蘇伊士卸貨，并由陸路運往開羅。到達開羅的貨品一部分前行至亞歷山大，直接由威尼斯、熱那亞和加泰羅尼亞商人躉去；另一部分則由北非的撒拉遜商人，從亞歷山大運往北非的各地中海港口和一些內地城市。

　　從中可見，傳統絲綢之路的中端控制在伊斯蘭教徒手里，在西端，整個歐洲的地中海貿易則主要被意大利人壟斷。面對豐厚的東方貿易利潤與東方消費品誘惑，歐洲各國充滿了羨慕和嫉妒！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揚帆，目的就是尋求一條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開阿拉伯人要挾的通往東方的道路，清除遠東與西歐之間絲綢之路上的所有中介掮客。

　　可是，西人東來，不僅沖破了中間商的盤剝與壟斷，也沖擊著中國政府特別是明朝政府在絲路所經南海地區的朝貢體系。明朝開始直接面對西方，中國內地商品通過澳門大量進入西方市場。有數據表明，萬歷八年至十八年（1580-1590），自澳門運往果阿的生絲每年三千多擔，值銀二十四萬兩，崇禎八年（1635）達到六千擔，值銀四十八萬兩。經由馬尼拉運至美洲的中國商品則成為太平洋大帆船貿易中的主要貨物來源。世界市場對中國商品的大量需求無疑為中國沿海商品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前景。清朝在康熙朝鞏固了對于沿海和臺灣地區的統治后，基本上把海上貿易集中在廣州一地的十三行。中國主要外銷商品，有瓷器、茶葉、布匹等。

　　中國在對外貿易中始終處于出超地位，積累了大量白銀。明清時代，中國的貨幣改由白銀計量，這是重大原因。這就存在一個巨大風險，明清時期國內金融政策是取決于國際貿易中白銀的進口盈縮。東南地區甚至因為生產能夠賺取“外匯”（白銀）的經濟作物，而出現了糧食短缺，需要從北方或者外國進口的情況。

　　可是，隨著墨西哥地區白銀開采量的減少，為了平衡中外貿易，歐洲——主要是英國人——開始向中國銷售毒品鴉片，這些鴉片多數是英國在南亞或者東南亞殖民地生產的，運銷中國十分方便，從而使中西貿易變成了毒品換取商品的畸形結構，乃至導致激烈的政治和軍事沖突。歷史于是來到了另外一個十字路口。

　　歷史上中國政府之所以一次次拒絕歐洲國家的主動貿易行為，諸如訂條約、設使館、開商埠，就是因為歷史上中國的陸上或者海上的絲路貿易，都是中國與周邊國家政治關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與經濟上的往來密不可分。

　　可是，這一次，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面對的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朝貢體系，歐洲人也沒有任何奇珍異寶，可以平衡中國在絲綢、瓷器、茶葉等對外貿易的巨額出超。于是，大量白銀涌入中國，沖擊著中國的金融秩序，朝廷財政嚴重依賴白銀進口，中國東南地區的產業分工甚至也依賴上了對外貿易。這是漢唐時期所不曾有過的。于是，當歐洲人為了平衡貿易逆差，向中國銷售毒品鴉片時，經濟貿易演變成政治和軍事沖突，已經勢不可免。漢唐以來絲綢之路上中國與西方的經濟與貿易關系的起伏變化，也是我們觀察“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和地區政治實力興衰消長的晴雨表。

　　歷史上“一帶一路”上的中西關系，可以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發展時期

　　截至十九世紀中葉，“一帶一路”上的中西關系，可以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發展時期。前一個時期，從遠古時代到鄭和下西洋結束的十五世紀前期，可以稱為古典時期。又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漢唐盛世，陸上絲綢之路為主體；宋元時代海上香瓷之路則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漢唐時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躍；宋元時代，南海的貿易最繁盛。

　　從直接交往的地區而言，十二世紀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國與西亞、中亞及南亞的交往，與歐洲人的直接往來極其罕見。十三、十四世紀，由于蒙古人的帝國造就了歐亞大陸直接交通的便利條件，使歐洲的旅行家、使節、傳教士開始設法進入中國。他們都是通過西亞的陸路前來，進入西亞之后，或者北上俄羅斯大草原抵達中國邊境，或者南下波斯灣經過一段海路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而且這些零星來訪者在中國多數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區，無奈時間不長且在此工作的歐洲人也很少。

　　后一個時期，主要是明清時期，從十五世紀后期到十九世紀初葉，相當于新航路開辟以來的三個世紀，我們可以稱之為近代早期。就地區而言，這個時期中國與亞洲國家的交通往來依然頻繁，但是最具影響力的是中國與歐洲的交往。此時期，中國在政治關系上是主權獨立的（與十九世紀中葉以后逐漸陷入半殖民地不同）；在經濟上，中西仍然進行大體自愿的貿易往來。雖然中國在經濟和科學領域已經逐漸落伍，但西方文明的東漸和中國文化的西傳卻保持一個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十五世紀末期以來，以哥倫布發現美洲、達伽馬開通歐洲——印度洋航路和麥哲倫環球航行為代表的許多航海活動，促進了歐洲各國航海事業的進步，隨之而來的是海外殖民勢力擴張活動的加速發展。此時，歐洲人頻頻由海路造訪中國，大多數繞過好望角斜插印度洋，也有人經由美洲貫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陸路來華幾乎只是俄國人的專利，西歐各國雖多次努力想從俄國借道，但成果甚微。十六至十八世紀承擔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穌會士。耶穌會士既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對于基督教的觀念，也深刻影響了歐洲人對于中國的看法。作為一個整體的耶穌會士所塑造的中國形象成為這時期歐洲人認識中國的起點，成為歐洲人勾畫自己心目中“中國”的基礎。

　　從思想文化交流的層面而言，漢唐時代，影響中國的主要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時代至明初，傳入中國的主要是伊斯蘭文化。至于近代早期（1500-1800），則是歐洲的基督教文化通過傳教士入華。明清時期中西文化關系，基本上是一個中學西傳的單向流動過程，雖然經耶穌會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與基督教思想傳入中國，但與中學西傳的規模和影響相比，可以說很不起眼。相反，漢唐時期佛教入華，無論是東來傳法，還是西行取經，也幾乎是單向的自西徂東。中國以“四大發明”為主體的工藝性文明則在唐宋時代傳到西方世界。

　　十九世紀是西方殖民主義向全球擴張的帝國主義階段，像中國這樣不曾如印度那樣淪為殖民地的主權國家，也因為鴉片戰爭而被迫打開了國門，腳步沉重地邁出了中世紀；西學東漸日益強盛，以致出現西潮洶涌的另外一種單向流動的局面。

　　總之，遠東地區與歐亞非大陸的絲綢貿易，從上古的走私活動，到漢唐時代的邊境貿易，乃至大航海時代以來的中歐直接通商，“一帶一路”，源遠流長。金戈鐵馬，血雨腥風；胡天漢月，羌笛駝鈴；天方海舶，賈客鄉情；絲路花雨，木鐸聲聲。在物質和精神文明流淌的背后，人類共同的命運，也由此而編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