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發給自己的獎章 老兵期待1962年中印戰爭的國家紀念

30元，是制作一枚獎章的價格；

50年，是等待一枚獎章的時間。

經歷了對公開紀念漫長的等待后，都江堰、彭州兩地的中國對印度自衛反擊戰的老兵們，決定自己給自己發一枚獎章。

記者 雍興中 圖 翁洹 實習生 田香凝

和很多老兵一樣，提議給自己發獎章的彭維松，也是在退休之后，越發在意那場戰爭一直未有官方紀念。每年10月，他總會打開新聞聯播，看是否有關于中印戰爭的報道。有是有，但都是報道戰敗國印度方面的有關活動。

1962年11月18日，他們都是55師163團的成員，在中印邊境西山口打響了戰斗。是役是中印戰爭的最后一仗，爾后堪稱大捷的中國宣布全面停火，和平在刻意的低調中維持至今。

在國內，人們對那場戰爭知之甚少，曾經二十上下的參戰士兵，在邁入古稀之年時，也走進了被遺忘的角落。他們尋找著彼此，共同的記憶在白發和皺紋間流淌，如今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不要忘記自己。

發獎章的提議獲得全體通過，全體是多少？70人。2012年建軍節前夕，在彭州的一處農家樂，老兵們領到了自制的獎章，戴著它合影留念，喜氣自溢。這讓沒有參加的老兵十分羨慕，也希望有一枚，負責制作的楊建余說，沒有那么多了，只做了100枚。

而這100枚獎章，在那之后的一年，也沒有什么機會與人見面。它能夠出現在什么場合呢？隆重的紀念大會，還是家人團聚的飯桌？事實上只有記者到訪，老兵們才會把它從小盒子里拿出來，講述那些家人早已聽膩的故事。

“話可是中央說的”

1962年的冬天，青海民和縣163團2營營部，通信員楊建余守著步話機。

西山口戰役已經結束一個多月了，11月22日毛主席命令全線停火，12月1日又主動后撤，原本秘密入藏的163團很快回到了民和縣駐地。楊建余記得，出發時部隊把來不及收的青稞全扔在了山上，回來時都不見了，就像一些戰友再也沒有回來。

戰場上，朝夕相伴的步話機是楊建余的保護神。在西山口沖一段300米的封鎖線時，每跑10米就要臥倒，楊建余看到有人犧牲，有人躺倒腿不住地打顫，而他總是用一種不標準的姿勢，將背上的步話機迎向子彈，希望最后自己被擊中時威力還不致死。最后，當他們沖到碉堡前，看到了小山一樣的機槍彈殼。敵人被擊潰了，楊建余和步話機都沒事，依然可以回到后方享受平靜。

這一天的平靜，是被中央慰問團打破的。戰友跑來告訴他，中央派來的慰問團在團部禮堂演出。楊建余這一年22歲，還是喜歡熱鬧的年紀。他跑向團部禮堂，看到那里已是人山人海。中央慰問團帶來了一支樂隊，有許多奇形怪狀的樂器，聽人說是一支管弦樂隊。很多年后，楊建余已記不得那天觀看了什么樣的舞蹈，聽了什么樣的相聲，他只記得回到營房，部隊發給了他一大堆中央慰問團的慰問品，其中有一條雪白的毛巾，上面寫著——

“不愧為偉大的人民，不愧為偉大的軍隊。”

當獎章從天鵝絨的小盒子里被拿出來，看到正面“中印反擊戰”五個字，不知道的人會以為這是老人跨越半個世紀的珍藏，但實際上它被制作出來剛好一年。

72歲的楊建余一手拎起獎章，一手翻過它的背面，獎章上的話來自1962年的中央慰問團，樣式則完全模仿了軍功章。認真地解釋：“東西是我們自己做的，這兩句話可是中央說的。”

在老兵們的記憶中，50年前到訪的中央慰問團，是國家對中國對印反擊戰唯一也是最后的紀念。演出之后發的每一件慰問品，老兵們說起來如數家珍，那包括：三五個信封，一疊信箋，一只搪瓷茶杯，一支英雄牌鋼筆，還有一條雪白的毛巾。

這些不過是日常用品，在普通人家不知要更換幾何，老兵卻記得每一個卷走記憶的漩渦。

“搪瓷缸在甘肅坐火車時丟了。”曾在炮營服役的劉成全語調沉緩地回憶，當他轉業到劉家峽水電站，時間就開始一點點剝離他與軍旅的聯系，“英雄鋼筆在學習安全常識時，不小心擠壞了；信箋丟到劉家峽水庫了；有一年家里著火，白毛巾燒掉了。”

毛巾只有少數人還保留著，只是雪白已經變成了鵝黃，但有一份精神寄托附著其上。給自己制作一枚獎章，便是緣于這份寄托無處安放。

2011年11月18日，彭州原163團戰友第六次聚會。這是多年前西山口戰役打響的日子，在老兵們的生命里留下了最深的刻印。聚會是楊建余和戰友何洪昌發起的，這一天大家聊得最多的是：眼看第二年就是中印戰爭50周年了。

有人提議，聯名給中央軍委寫封信，給所有參戰的老兵發一個50周年的獎章。這個建議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大家考慮起如何行文、如何措詞。

這時來自都江堰的戰友彭維松說：“干脆我們自己做個獎章吧。”

這個提議先是引起了一陣訝異。“獎章只有軍委才能發嘛，我們發算什么？”有人說。但楊建余和何洪昌都覺得可以：“軍委發的叫軍功章，我們自己做的是紀念章，沒啥子不可以。”

“開個亞運會都有紀念章，我們為什么不能有？”彭維松看來，是不是官方發的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向后人證明，老兵們曾參加過那一場戰斗。

最后，給軍委的信仍然要寫，而發獎章的動議也被一致通過。72歲的楊建余和73歲的何洪昌開始操持這件事情。

次年7月，何洪昌讓女兒在網絡上找好了廠家，楊建余通過親戚在成都談好了價格，每枚30元，然后由何洪昌往返成都與廠家商量定稿。

何洪昌回憶，讓他來跑這件事，是因為老兵中他的身體還算好，可年齡確實不饒人。“第一次從彭州去成都，轉了三次車才找到廠家。”到的時候已經是12點了，老板不在，在7月的酷熱里，他等到下午3點才辦成了事兒。

后來何洪昌往返5次只為商定好獎章的細節，最特別的就是要在背面加上一句話：“不愧為偉大的人民，不愧為偉大的軍隊。”

50年前，毛巾上印的就是這句話。
 

“刻骨銘心，怎么也忘不了”

1962年11月17日，夜，佳山口沒有月亮。

163團接到的指令是在18日正面主攻西山口，而西山口前的佳山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勢。3營接下了拿下佳山口的任務，預計傷亡會達到90%。

彭維松什么也看不見，他的視野內只有戰友的背影。背影跑起來自己也跟著跑，背影蹲下休息自己也蹲下休息。夜間行軍不能有一絲光亮，首長看地圖，也要用三件雨衣遮蔽起來。

白天，他曾看過佳山口。山上長滿了大杜鵑樹，沒有開花，但保持著綠葉，山谷中有流水，森林里有猿猴，深山中還覆有一層新雪，本來是一個景色不錯的地方。

但自從一進山，這里就充滿了危險，原始森林和崇山峻嶺從未給一支軍隊預備過道路。各連原有騾馬馱補給，但進山不久幾匹軍馬就掉進了深澗，不少戰士踩著雪滑進河里，打濕了棉衣棉褲，冷得直哆嗦。剩下的騾馬因此被幸運地放生了。

雪唯一的好處是隨手可以抓到嘴里解渴。出發前，部隊給每人發了一天的給養——炒面和白糖，兩樣吃起來都需要水。戰前吃最后一頓飯時，營長說，多吃點，打起仗來可能一天都吃不上飯。

彭維松是炮連的，心情也并不輕松。他不知道戰斗何時會打響，黑暗與寂靜中，大家的弦都緊繃著。

“啪！”一聲槍響從黑暗中傳來，在寂靜的山中如同驚雷。

50年過去了，回憶仍是鮮活。

“當時3營8連的文方富走火了。”張龍凡是3營的通信兵，記得當時參謀長和副師長氣得要槍斃文方富，因為山的對面就是敵人，隊伍隨時可能暴露。這時8連的指導員站出來說，槍斃又會有槍響，不如等仗打完再說。

幸運的是，佳山口的守軍已經逃走，文方富走火沒有造成嚴重后果。后來的戰斗中他表現勇敢，也就沒人再提槍斃的事。

那之后的很多年，上自廟堂，下至民間，那天的戰事像深山的溪流般靜靜地流淌，也沒什么人再提中印戰爭的事，烙印已經打在老兵記憶中，直到晚年變得越來越清晰。

1965年前后，老兵們各自退伍轉業，有了新的職業和生活。對比參軍的時間，他們的第二職業無疑要長得多，但讓他們念念不忘的，始終是西山口。

這種只有上過戰場才能體驗的感覺，“刻骨銘心，怎么也忘不了。”張龍凡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平時訓練再苦，上戰場就那么一兩天，激烈的戰斗可能就幾個小時，而就這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有的戰友就犧牲了。

“我們那時受的教育，戰友犧牲了，要堅強，要勇敢，心里難過也不會表現出來。”彭維松腦海里始終忘不了一名叫王道樹的戰友，他本來已經去了文工團，打仗時又分了回來，通過封鎖線時犧牲了。和所有老兵一樣，當他講述這段往事時，語速緩慢，目光散開，仿佛看到了戰友犧牲的樣子，或者自己幾乎同時死去。

戰場記憶以年為單位，在腦海里不斷單曲循環，一旦想要找個出口，即使在家人那兒，也要碰一鼻子灰。

“又到這一天了。”每年的11月18日，劉成全都會咕噥這么一句，得到的結果是：“老婆都聽煩了。”

年輕的時候，妻子袁新旭也聽劉成全講打仗的事，聽他講被垂死的印度兵抱住大腿，戰場上戰友在身邊犧牲。但隨著歲月被煙火熏烤，那些有關殘酷與犧

牲的故事，家人們不再聽，劉成全也不再講。

“那些老掉牙的東西沒有用。”袁新旭說，在劉成全家，也就女婿喜歡軍事，愿意聽他講一些。戰爭經歷留給這個家庭僅剩的紀念品，是一個飯盒。那是劉成全在戰場上繳獲的，飯盒一直用到磨破了底。

“那些事，講一次就夠了。”這是大多數老兵家屬的態度，90后的孫輩們甚至會覺得：“這些有什么意思呢？”

當劉成全說戰友們集資做紀念章，需要30元錢時，妻子竟然表示了反對。“你一天天從包包里拿錢出來，誰給你錢呢？”袁新旭說。

“她說我拿回來沒用，我說你不懂，這就是一個紀念。”劉成全說，他這一輩子也算是保家衛國過，拿出獎章，他還可以說他也曾去過戰場。

就在南方周末記者到訪的這天，劉成全珍視的最后一頂軍帽，也終于被證實消失在兒女的幾大箱衣物里了。他的印象中，這頂特殊的軍帽2006年時還在。

劉成全記得特別清楚，當外孫女第一次看見軍帽時，驚訝地說：“外公你還真有這個啊？”

外孫女小時候也聽過劉成全的故事，直到見到軍帽時似乎才真相信了他，這讓劉成全感慨萬千。

當初遭遇家人的反對，他說：“我這一生當中就剩了一頂帽子，就讓我再領個獎章吧。”畢竟30元不是什么大數目，劉成全拿到了這枚獎章。現在，這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紀念。

“真的就只是一個榮譽。”

1962年10月23日，民和縣農場，楊建余和戰友們收割著青稞。

這并不是一項輕松的活。三年困難時期剛剛結束，部隊的標準是每人每月45斤糧，其中還要扣去2斤支援地方建設。對于年輕小伙子來說，只能維持半饑半飽的狀態。

下午5時許，勞累了一天的楊建余正在感到疲憊襲來，進藏對印作戰的命令傳了下來。

對這道命令，戰士們并不意外。上世紀50年代開始，印度一直在邊境上侵擾中國。1961年開始，印軍在西段邊境的中國領土上建立入侵據點。中國進入戰前準備時，戰士們開始學習簡單的英語。

“華落米”、“努提各”和“給烏阿撲”，很多年后，楊建余依然堅持著讓人不知所云的發音，但他也清楚地記得這幾句的中文意思是“跟我走（follow me）”、“不準走（not go）”和“放下槍（give up）”。

在營部，營長只作了簡單的戰前動員就出發了。這已足夠，戰士們積極請戰，當天晚上就有人咬破手指寫下血書。

楊建余寫的，是一封家信。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還有6個弟弟和1個妹妹。快要上戰場了，他并不怕死，只是想告訴母親，作好心理準備，而且他死之后家里還有兄弟可以依靠。

難辦的是這封信無法寄出。平常戰士寄信都是交到團部寄出，但部隊開拔前去西寧乘車后，就不允許再寄信了。

直到部隊開到格爾木，楊建余才找到機會，將信投進了地方上的郵筒。

后來回家探親，楊建余才知道，母親看完那封信，獨自跑到河邊痛哭了一場。

1982年，楊母以花甲之年亡故，楊建余再也體會不到母親的關愛。現在，有誰還會像母親一樣關懷他呢？

當年，他們都甘愿為祖國母親拋灑熱血。“行軍途中，每到宿營地，戰士們不是先休息，而是爭先表決心，寫請戰書。”何洪昌說。

即將進入戰斗的前一晚，連、團領導想將他臨時調換到9連，這個連第二天將擔任主攻西山口的任務，何洪昌表示堅決服從命令。

臨戰那晚很緊張，每個人都在棉衣里面寫上名字，免得犧牲了還不知道是誰。何洪昌在衣服上寫了名字，數了數身上還有七十元錢，然后拿出一張紙條寫下“我犧牲后請將我身上的七十元錢交黨費”，怕母親驟然得知傷心，他又寫下一句“不急于通知我母親”，然后放進衣服口袋。

打下西山口，九連榮獲集體二等功，還出了一個戰斗英雄龐國興，何洪昌本人也被評為三等功。

“立三等功的有個毛主席像章，我就有一個。”很多年后，何洪昌對此感到不滿足，因為像章上沒有任何字樣，看不出來是對參加對印反擊戰嘉獎的。

當老百姓和當兵不一樣，老百姓就是要維持生活，在地方單位一直忙著工作，只有建軍節時會收到單位的問候。“過去30周年、40周年，也沒有紀念，但那時我們這幫人都還在職，想不到這些。”彭維松說。

那時候，士兵們各奔東西，單位不一樣，對退伍軍人的態度也不一樣。有的單位是幾句問候，有的單位是發一張電影票，這還是退伍軍人較多的單位，小單位里便無人在意，而無論哪里，誰也不會關心中印戰爭紀念日。

年輕的時候，老兵們對這些都還無所謂，退休后才越發懷念起部隊。軍旅生涯在他們身上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他們已經習慣于向集體尋找歸宿與認同，當發現“沒人管”時，也就倍感失落。

張龍凡說，退休后起碼建軍節別忘了我們。不要錢，也不要請吃飯，也不用安排什么事做，這就是個榮譽。

老兵們珍視榮譽，有時候甚為敏感。

2007年，民政部發文，調整了部分優撫對象的撫恤補助標準，對在農村和城鎮無工作單位的參戰退役人員，發放了每人每月100元補助。民政部的優撫一貫以貧困群體為對象，在老兵的重點卻看在了“參戰”兩個字上。

“仗打起來，子彈還分農村人、城市人嗎？”何洪昌的話得到了老兵們的贊同。當年參軍的小伙子們，絕大多數都出自農村，只是在轉業后，才變成了城市人。在他們看來，參戰退役人員應該一視同仁，補助發放就不應該分農村還是城市。

成都的老兵劉家豐為此不斷上書，老兵們都簽字附議了，他們中也有不少是農村人。

“我們大部分人生活都還過得去，也不是為了那100塊錢，真的就只是一個榮譽。”彭維松說。

新聞鏈接

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

從1959年開始，印度軍隊在東段越過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在中段、西段越過傳統習慣線，在中國境內建哨設點。1962年7月，印度軍隊公然侵入中國阿克塞欽地區的加勒萬河谷，把中印邊界緊張局勢推到了一觸即發的高危境地。1962年10月至11月間，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爆發。在中國軍隊全面獲勝、印度已經無力再戰的情況下，我方宣布停火，并主動后撤。

只怕慢慢被遺忘

1962年11月18日凌晨，西山口，楊建余遭遇了伏擊。

戰斗打響的時候，全亂了。戰場上火光連天，炮彈、子彈呼嘯，連遠近都聽得出來。楊建余看到到處都是印度的散兵，到處都在交火。身后的戰友說了一聲快走，回頭一看，隊伍全撤了。楊建余趕緊后撤，剛退下來，一陣子彈全打在了原先臥倒的位置。

在海拔5000米的戰場上，楊建余背著七十多斤的步話機，跟著營部四處迂回，氣喘吁吁間，幾十個人退到了一處崖邊，左右都是印度兵。

營長決定用火焰噴射器。這是當時最新的步兵裝備，一個營只配了三具，每具火焰噴射器后面有三根管子，只能發射三次。

長長的火龍噴射而出，楊建余看見凝固汽油四處流淌，流到哪兒燒到哪兒，印度兵落荒而逃。

這場戰斗，楊建余印象最深的死者是營里的一個通信兵，他被自己人走火打傷肚子，痛了一晚上后死在了楊建余面前。

和很多戰爭一樣，中印戰爭的亡靈至今沒有完整的名錄，也沒有公開的祭奠。盡管51年前的世界屋脊之戰已經淡出了社會的記憶。但各地零散的自發紀念一直存在，并根據組織者不同而各具規模。

2012年，新疆、西安等地，都有大型的中印戰爭紀念活動。張龍凡在當年參加了西安的“原步兵第55師參加中印邊境戰斗50周年紀念戰友會”，那一次有六百多人參加。

“這個活動搞得比較好，還出了一本《西山口之戰》的書。”張龍凡說，西安在2010年就開始籌備50周年紀念了，聲勢隆重主要得益于原55師參戰的團級干部、軍級干部組織了起來。

不難理解，當年的參戰人員，有人在軍界榮升，有人在商界取得成功。因此，一些活動不僅組織得有聲有色，還有不少書籍和畫冊出版。

更多的老兵，平凡而普通，他們只能在有限的能力內尋找同袍，往往還并不容易。

1960年，西藏軍區在成都地區招了數千兵員，彭州就有500人，其中有300人到了時稱8062部隊的163團。可就是這批老兵，也直到1998年才有了第一次聚會。

“平常工作都忙，也沒人組織。”楊建余說，那一年他從水電建設總公司退休，感覺可以做這件事了，才和另一位在彭州的戰友何洪昌一起，在建軍節組織了第一次聚會。

聚會很簡樸，楊何二人出資買了點花生、瓜子，還有小桔子，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最后在農家樂共同出資吃一頓飯就是全部的活動。

這已足夠讓老兵們得到快慰。在一個專用的筆記本上，何洪昌認真記下了第一次聚會的情形：由于多年未見，戰友相聚十分親切地敘舊情，話友誼，一時間皆未盡興。

此后，除了2000年到2007年中斷，楊建余和何洪昌每年建軍節都組織大家聚會一次。農家樂里，50元的花生瓜子，就可以讓十多位老人聊上一天。

“我們穿過黃衣服（指軍裝）的，經過部隊這種特殊生活的錘煉，共同語言很多。”何洪昌說，戰友相聚只要見面就是高興的。

風燭殘年的老人們心里很明白，年齡大了，見一次面就少一次。然而，有多少戰友等待著聯絡，又有多少戰友已經故去，這是民間組織者也不知道的。

楊建余和何洪昌14年間組織了7次聚會，只聯絡到了成都地區的七十余名老兵，從未成立正式組織，依靠的也只有人脈聯系。“比如一次聚會他參加了，然后他又說還能聯系到誰誰誰，那就下次聚會又叫上。”

聚會后，彼此聯系增多，楊建余和何洪昌現在也會邀戰友一起打打麻將。那是一種當地人稱為“磨袖子”的玩法，一塊錢一局，彩頭太小，年輕人不屑于參與。

年輕人不能理解的是，即使只是面對面坐著，老人們的相聚也自有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