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寧宇

2015開年，“黑”字當頭。先是黑卡，后是黑車。前者的話題是移動電話用戶實名制，后者則矛頭直指國內的出租車管理模式。

移動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是2013年9月1日起全面實施的。運營商用了一年半時間，把移動用戶的實名率提升到了88.4%，推行速度遠高于當年的二代身份證。實現這一目標時，運營商沒有行政權力，只能采用市場化的手段，新入網強制，老用戶利誘，花企業自己的錢滿足政府對實名制管理的要求。

通信行業政企分離，收益歸了運營商，那么這些問題的解決就該由企業獨自面對么？如果有關部門出臺一個法令，要求所有移動電話用戶必須在規定時限之內補充完整資料，否則將強制停機，那么在運營商的配合下，政府要求的實名制能夠迅速實現。可是，政府部門沒這么做。

與此類似的還有模擬移動電話以及小靈通用戶的退網清頻問題。為了滿足監管部門清退頻率的要求，運營商需要推動老用戶轉網，相關的費用也是運營商出，當遇到釘子戶時，除了哀求補償之外，不敢指望政府部門給予什么政策支持；相反，如果用戶投訴告狀，監管部門還要打運營商的板子。

本該由政府承擔起來的責任轉由企業承擔，而相應的權力并未移交；等出了狀況，政府往后一閃，讓企業獨自面對困難。企業出面做那些應該政府做的事情，或者讓企業代替政府實施管理，企業成了政府管理的擋箭牌，這似乎成了一些政府部門越來越喜歡的玩法。

對于一個城市的管理者來說，出租車要不要管？當然要。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為什么敢坐上一位素不相識的司機的車？因為這是有執照的出租車，是有這個城市政府的信譽做擔保的。所以，全球各國各地的出租車都有管制規定或要求，只不過并非都通過“出租公司”這樣的企業。

如果翻閱相關資料就會發現，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有出租公司，就連全部出租車司機都是個體經營者的倫敦，也有一個負責管理的出租汽車司機協會。那為啥我們國內的出租公司會引起民眾這么大的負面情緒？

最終對出租車管理承擔責任的本該是城市管理者，而他們卻過度放權給了出租公司。當乘客和出租司機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的時候，政府部門和新聞媒體跳出來，臉上堆滿了天真與無辜，與民眾一起指責出租公司份兒錢高心黑手辣。

如果作為緩沖地帶的出租公司消失了，由誰來擔當城市出租車管理的實體？難道是那些做打車APP軟件的互聯網公司么？與運營商類似，出租公司在擁有利益空間的同時，也承擔了巨大的責任；企業不一定有政府部門的權力，卻要達成政府部門對行業管理的目標，出租公司也有一肚子苦水。

可以預見：本來城市管理者要承擔出租車監管的主體責任，但如果政府部門的心態仍是找企業做擋箭牌，懶政無為逃避監管責任的話，那么出租車的矛盾只不過暫時緩解、轉化，未來還可能爆發；政府與企業之間還可能因為尋租滋生腐敗等問題，光處理幾個人，不從根子上改進，歷史還將重演。

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了虛擬運營商。移動轉售牌照的審批單位本該是監管部門，但是試點中要求申請企業先去基礎運營商那里簽協議，這種操作模式下，監管的責任又被轉移了。于是基礎運營商掌握了對虛擬運營商的生殺大權，改革的空間被壓縮。

如果有關部門不作為，卻要讓無職無權無強制能力的運營商去做，那就不是真心想解決問題，而是要運營商“背黑鍋”。如果出租公司作為此前管制不利的犧牲品，改革的結果只是給政府換了個新的擋箭牌，那么出租車管理等類似問題將來還會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