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關系之深度調整激起一些迷霧在所難免。當前，透過中美經貿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國相處之道，談論“修昔底德陷阱”的聲音也隨之多起來。

　　這個概念出自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幾年前他使用該名詞用于指代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即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身陷結構性矛盾，沖突極易發生。這一觀點的核心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就伯羅奔尼撒戰爭給出的“診斷”——“使戰爭變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給斯巴達帶來的恐懼”，反映出的是對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維。

　　當前的中美關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說，難以擺脫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事關中美兩國乃至世界未來。

　　“歷史告訴我們，如果走上對抗的道路，無論是冷戰、熱戰還是貿易戰，都不會有真正的贏家。國與國只要平等相待、互諒互讓，就沒有通過協商解決不了的問題。”習近平主席這一深刻論述，對于人們廓清謬誤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正如美國觀察人士所指出的，當前美國“任由政治論述墜入不良深淵”的現象頗為令人擔憂。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對大國零和博弈結構的默認，早已引發種種學理批判。然而，當前美國一些人，對于零和博弈理念總是心有戚戚焉。他們的信條是：守住“美國第一”，為此可以不擇手段。于是，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快速發展，就被他們視為美國的敵人和眼中釘。

　　這種癡迷于“叢林法則”的零和博弈思維正在華盛頓蔓延。過去一年多來，美國無視國際通行規則，無視國際社會普遍反對，執意單方面挑起并升級對華貿易爭端。就這一舉動的背后考量，《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分析稱，（中美貿易爭端）不只是屬于財經版面的故事，也是進入歷史書籍的故事，因為這場爭端涉及“經濟和權力關系的規則”。以史蒂夫·班農為代表的美國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將貿易爭端塑造為一場長期戰略對抗。在這位白宮前首席戰略顧問眼中，中國對美國構成“最嚴重的生存威脅”，貿易爭端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意圖以及這些雄心壯志對美國繁榮意味著什么”。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國無論從心理上還是決策上，都無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個國家和它一樣強大。美國的這一“傳統”，在近來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上再次盡顯無遺。盡管平日也熱衷于在國際舞臺揮舞“自由市場”大旗，但當中國科技企業真正對美國優勢構成競爭，華盛頓所能提供的“自由”就開始縮水，變得大打折扣了。德國前副總理兼外長約施卡·菲舍爾就華為公司案例指出，“來自美國的信息很清楚，技術和軟件出口不再僅僅是一個商業問題，而是關乎權力”，“從現在起，美國將把強權凌駕于市場之上”。

　　最為反諷的是，今天華盛頓一些人一面豪情萬丈地聲稱自己正“再次偉大”，但談起中國卻又裝出一副吃虧受害的樣子，臉上寫滿戰略焦慮。看似矛盾的背后，卻自有聯系。有人說，今天美國一些人的對華論述中，出現了一個個“歷史畫面”——比如，挑起對華貿易摩擦的劇本與上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將今天中國的科技進步塑造為又一個“蘇聯衛星時刻”。美國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維，總想給自己找一個敵人，實在找不到就“塑造”一個出來。在他們看來，今日中國恰是美國的“理想敵人”。日前，《華盛頓郵報》就對華關系刊發評論文章，標題是《直到今天，美國保守派冷戰以來一直缺少一個合適惡人》，淋漓盡致寫出對華博弈的亢奮情緒。

　　美國一些人的對抗性思維值得警惕，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是：如何防止美國肆意借強力維護自身霸權地位，給國際體系的平穩運行帶來更多沖擊。

　　（二）眾所周知，美國一些人總是將赤裸裸的霸權行為包裝得“大義凜然”。一年多來，為了給對華施壓“正名”，他們拋出了一套“美國吃虧論”，甚至有戰略人士將對華關系數十年發展，同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并列，稱為二戰結束后美國自損最重的三大對外政策錯誤。然而，空口袋畢竟立不起來，語言游戲不管怎么重復，也難以自圓其說。

　　中美關系究竟處于怎樣的狀態，到底給美國帶來了什么？事實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達6335億美元，較兩國建交之初增長了252倍。如果沒有中美經濟的高度互補，沒有雙方企業的共同獲利，美國又怎會甘心忍受連續吃虧40年？

　　中美經貿合作，當然不是美國向中國輸送財富的“單行道”。目前，美資企業在華年銷售收入7000億美元，利潤超過500億美元。2017年，通用汽車公司全球虧損額折合人民幣達109．8億元，但從兩家在華合資企業賺取了133．3億元利潤。美國高通公司在華芯片銷售和專利許可費收入占其總營收的57％。美國《福布斯》雜志網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國際商務中互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國投資所帶來的潛在經濟好處，這是一大錯誤。

　　美國挑起對華貿易爭端以來，其國內的種種反對之聲，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美貿易中的美方受益情況——普通消費者為消費品價格上漲而憂慮，制造商苦于成熟產業鏈被打亂，農民則擔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場將一去不復返。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文章援引的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政府關稅措施總共給美國消費者和生產商增加了688億美元的支出，而美國實際收入卻減少了78億美元。面對這些事實，人們也許不難理解，為什么英國著名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作出如是評價：“如果（中美）彼此都不關心對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誰也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

　　事實上，美國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經濟結構，以關稅戰“平衡”貿易之說，是拿任何一條經濟學原理都解釋不通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克雷格·艾倫說：“去年，中國在美投資減少了80％。在我看來，這是個悲劇，大多數市長、州長和想找工作的失業美國人都這么認為。我們應該為中國在美投資者鋪好迎賓毯。”

　　中美關系40年發展，兩國經濟日漸交融，是市場作用的結果。當然，中美經貿往來規模巨大，發生摩擦在所難免，關鍵是要能客觀看待和理性處理問題。歷史的經驗反復證明，只要堅持在互利互惠基礎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礎上處理問題，雙方就有機會在維護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推動中美關系向前發展。

　　眼下華盛頓一些人大肆鼓吹對抗論調，暴露了他們的霸權思想。《紐約時報》近日發表的一篇評論寫得很直白：過去一年多美國對華立場的轉變，“更多是因為美國的焦慮，而不是中國的行為，后者并沒有什么新變化……沒錯，中國崛起本身就威脅著美國的利益——只要美國將其利益定義為在全球各地永遠保持主導地位”。

　　本屆美國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滅華盛頓“政治正確”的口號，但在對華關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類“政治正確”。越來越多人感受到，對中國是否強硬，正被華盛頓一些人塑造為檢驗是否“愛國”的指標。受零和博弈觀影響，今天華盛頓談論對華關系，事實變得不再重要。一位長期研究美中經貿問題的美國學者表示，她正懷疑自己對中國企業技術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還有意義，因為“中國技術偷竊說”已經被不加論證地標注為標準答案。就連國會參議員克里斯·庫恩斯也感嘆，當前的氣候讓人想起上世紀50年代“反蘇”在政治上沒有壞處的時代。

　　在美國國務院此前長期負責東亞事務的資深外交官董云裳看來，華盛頓的政策辯論正成為“政治敘述的囚徒”，而這些敘述很多時候著眼的是“狹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華盛頓一些人對于塑造“中國戰略威脅”依舊沉迷，依舊亢奮。越來越多人擔心的是，這種脫離現實的危險誤判，正給中美關系的平穩運行乃至全球穩定帶來更大風險和不確定性。

　　（三）如果將美國當前的對外政策置于各國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審視，其“時代錯亂癥”就會非常扎眼。美國一些人陳舊的極端利己主義，被著名學者約瑟夫·奈形容為“充滿霍布斯式的現實主義觀、零和博弈觀以及對國家利益的狹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屆美國政府出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告“激烈的軍事、經濟與政治競爭正在全球層面展開”，因此美國“必須動用全部實力與手段參與競爭”。時至今日，世界對美國“參與競爭”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癮破壞全球規則體系，無端挑起貿易爭端引發全球恐慌，肆意極限施壓制造人道災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國將競爭對手的經濟成功“視為美國全球主導力的威脅，因此也是美國的安全威脅”，“這些觀點反映了美國政治長期以來好斗和偏執的特點”，“它們讓國際沖突永久化”。

　　不得不說，美國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維陷入幻覺，與時代潮流漸行漸遠。今天，世界經濟早已成為無法割裂的有機整體。生產一架波音747客機需要的1萬多個零部件，來自中國、新加坡、韓國等各國的眾多生產商。身處全新格局，即使強大如美國，也難以退回孤島在自我封閉中創造繁榮。現如今，美國一些人抱定單邊主義思維，讓自己成為世人眼中的麻煩制造者。這究竟實現了哪一項政策初衷？

　　面對當前中美關系出現的種種困難，基辛格博士給出了忠告，強調美中關系的真正命題不是彼此勝負，而是延續性。在他看來，美中作為兩個大國在維護國際秩序和世界正義方面應有更多的攜手擔當。遺憾的是，過去一段時間，美國一些人的零和思維侵蝕中美關系，給地區乃至全球局勢都帶來了沖擊和挑戰，進一步凸顯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關系的必要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最新研究，美國和中國彼此加征關稅將導致2020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下滑0．5個百分點，折算金額約4550億美元，比南非的經濟體量還大。

　　中美合作對世界是福，中美對抗對世界是禍。就中美關系的未來，世界不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還格外期待大國以高瞻遠矚的決策和行動，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進共同繁榮的偉大實踐。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抉擇表示高度贊賞和支持，因為有目共睹，在應對中美經貿摩擦的整個過程中，中國對自己肩上的全球責任保持高度自覺，始終堅持捍衛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始終堅持開放發展的戰略抉擇，且主張同美方通過平等磋商解決問題。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國際社會紛紛批評美方的政策選擇，要求美方認真審視自己的行為，承擔應有的國際責任。

　　（四）愛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過去制造問題的那個思維模式來解決這些問題。

　　世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挖個“修昔底德陷阱”。因此，華盛頓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險的戰略迷誤，恢復清醒和理性。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最近撰文強調“敵對式共存”對中美兩國有百害而無一利，中國和美國都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利解決各自國內的發展問題。

　　客觀看待中國發展與美國發展關系，才有可能走出戰略迷誤。用發展的眼光去對待發展，用全球的視野去看待發展，才能實現更大的發展。可悲的是，美國一些人還在陳舊思維作用下，以“陰謀論”的陰暗心理揣度中國，生怕美國地位被取代。他們的“國強必霸”邏輯，不僅同中國的歷史傳統相去甚遠，更同今日中國的國際擔當和作為完全背離。

　　中國歷史上曾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沒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國的記錄。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國也從不想當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誠致力于全球發展事業，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基礎上同世界各國互利共贏、共創繁榮。

　　理性看待中美競爭與合作的關系，才有可能走出戰略迷誤。競爭是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原生動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關鍵是如何界定競爭的邊界，如何選擇競爭的方式。當前科技變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個國家都面臨重新打造競爭力的任務，但這種競爭力歸根到底來自對發展動力的再挖掘、對治理能力的再鍛造，而不是使絆子、出邪招。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話有必要引起當前美國精英層的更多重視：“超級大國不能單純理解為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是這個國家能夠在為人民創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為領先者。”

　　一段時間以來，美國一些人錯亂的“競爭觀”引發的種種批評，理應讓這些人回歸理性。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近日說：“美國想要一個永遠領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國）不領先，我就制裁你，就派軍艦去你的國家。這不是競爭，這是威脅。”需要強調的是，中美經貿摩擦發生一年多來的事實已經充分表明，美國所熱衷的極限施壓，并不會使中國退縮，也不可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即使在美國國內，也有許多有識之士強調，單純污名化中國、對中國遏制封鎖，根本談不上戰略，因為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贏得世界的支持。

　　準確把握今天國際體系的變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戰略迷誤。數百年來，列強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范圍等方式爭奪利益和霸權，逐步向以制度規則協調關系和利益的方式演進。中美兩國雖是人群中的大塊頭，輾轉騰挪都會對整個國際格局產生重大影響，但其相互關系也不應脫離這個規則體系。原因很簡單，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歷史進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動的單邊主義行徑，雖然會帶來一時的沖擊，但不能改變潮流本身。

　　時至今日，越來越多國家對華盛頓一些人的任性表達不安與反對，不正是反映了歷史演進的辯證邏輯？以歷史眼光看，中美的長遠利益都在于維護整個國際體系的有序穩定。按照艾利森的統計，過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權之爭，其中12次發展成了戰爭，只有4次實現了和平過渡。21世紀的今天，國際上的事應該各國商量著辦，而不是誰的胳膊粗、氣力大誰就說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謂的“權力轉移游戲”。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兩國今天應有的戰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頭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過渡”，而是要真正擺脫以“霸權興替觀”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時候人們有能力預見前面的危險。但是他們聽任了誘使他們陷入不可挽回的災難的想法……因為他們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見證過中美關系發展歷程的布熱津斯基曾經指出：“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兩個大國——一個當前的大國與一個崛起中的大國，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聯結在一起。”

　　歐洲著名學者羅伯特·庫珀在《和平箴言》一書中寫道：“在我們開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們不僅要問我們希望生活在什么樣的世界上，而且還要問‘我們’是誰。我們的答案范圍越廣，‘我們’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當前的美國一些人能否從這樣的真知灼見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們認識到，陷于“尋找敵人”的迷思，墜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僅于中美無益，而且將給世界帶來災難！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沖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關切、懂得維護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戰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戰略迷誤，享受人類命運共同體帶來的和平與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