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萬億元的減稅降費"拉開了今年財稅政策助力實體經濟發展的大幕。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實體經濟面臨多重困難的背景下，大規模的減稅降費無疑是一場春雨。如今，政策施行已過數月，效果如何？接下來又該如何發力？

近日，多位政府官員、專家齊聚西子湖畔，把脈財稅政策。他們普遍認為，如今的財稅政策在助力實體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還有潛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原主任、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院長高強認為，減了稅要落實到拉動經濟發展，落實到改善企業的金融環境，落實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上，要有客觀的、公平的標準，然而現在這些指標還不是特別清晰。

關鍵是“穩預期”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有個直觀感受：這兩年民營企業生存確實不易，外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內因生產成本較高導致利潤率較低。而在生產成本中，稅負占了相當比重。

過去十年，我國的稅收收入增速也體現了這一點。在絕大多數年份，我國的稅收增速都高于GDP增速。

“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實體經濟支撐著國民經濟發展，同時也貢獻著最大份額的財政收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浙江省財政廳副廳長沈磊說，沒有實體經濟的發展，財政就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這個意義上看，財政部門有責任、有義務將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作為份內工作來抓實抓好。

去年以來，各級政府、財稅部門在各端發力，尤其在降成本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一攬子減稅降費政策疊加，包括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增值稅大規模減稅、個人所得稅改革、社保減負政策等，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超市場預期。

沈磊說，積極、穩定的財政政策，除了帶給企業真金白銀的政策紅利外，更重要的是傳遞政策意圖、釋放穩定的預期、提振市場信心。“企業發展，預期和信心很重要。”

減稅降費的一系列組合拳實施后，納稅人的獲得感顯著增強。

更希望政策具有穩定性。“這種調整要落實到制度上形成保障，才能帶來更加穩定的預期。”李實說，制度要有一個長期的穩定性，僅僅靠階段性的調整是不夠的，今天這樣調，明天可以那樣調，這是穩不了預期的。

“公平稅制比優惠稅制更重要”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哈里·科斯曾寫過一本書來系統地闡述中國幾十年驚心動魄的變革，他將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歸結于四個方面，其中首要的就是制度創新。在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后，制度的革新無疑也進入了關鍵節點。

我們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稅制？不同的人對細則可能會有分歧，但總體原則應該是一致的。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說，那就是統一、透明、公平、法制化，而這方面目前我們做得還不夠完善。

劉劍文說，目前的情況就是稅收沒有完全納入法制框架，有的地方出臺的稅收政策并不一定符合法治要求，減稅也不一定公平。

稅收涉及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直接影響納稅人的獲得感。在這一層面上，國家稅務總局稅科所理論室主任龔輝文認為，“合理的稅制、公平的稅制比優惠稅制更重要”。他說，現在國家給了很多行業、企業稅收的優惠，也要注意其中的公平及合理性。

另外，高強還提到政策的統籌性。他認為，最近十幾年來一直都在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幾個特點：一是以擴大赤字為標準；二是以增加支出為手段；三是以實施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為路徑，實現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所以很多體現在政府擴大投資。但是調整財政稅收的收入政策考慮得不多，特別是沒有把振興實體經濟和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因此，高強建議，今后通過實施一系列減稅降費政策的同時要加強稅制改革的力度，其中的關鍵就是逐步將我國的間接稅費制改成直接稅費制。

間接稅又被稱為流轉稅，是對商品生產或者勞務征稅，納稅人可以通過提高價格等方式將稅收負擔轉嫁給購買方，因而納稅人不是稅收的實際負擔者。與此相對的是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等直接稅，稅負無法轉移，納稅人同時就是稅負的實際承擔者。雖然近年我國的間接稅比重在逐年下降，但目前仍是最主要類型。

海通證券分析師姜超表示，間接稅比重過大，會導致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直接感受到的負擔更重。商品或勞務一旦售出，企業便需要繳納相應的間接稅。雖然其稅負最終會轉移給購買者，但企業會感受成本增加，尤其在盈利轉薄乃至虧損時，負擔加重。

國際比較發現，大多數發達國家都以直接稅為主。“直接稅比重提高、間接稅占比下降是趨勢，這是改革的創新。現在的稅收政策和稅制如何協調好，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高強說。

應該有一個減稅的績效考核

財稅政策支持企業等市場主體創新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增加財政支出，通過財政直接補貼、貸款貼息、擔保支持、政府采購、政府性基金等方式來支持企業等市場主體創新；二是通過特定的稅收優惠政策，通過減稅的方式支持企業加大研發創新。

東北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院長孫開表示，支持創新無論是財政支出還是稅收優惠，本質都是財政投入。過去只是單純給錢，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后投入形式發生變化，先后出現了補貼、貼息、政府采購支持、擔保支持等多種形式。“我認為支出形式上還可以繼續探索，比如有企業反映并不需要政府給多少錢，只要把公司產品列入政府支持的清單就是很大的幫助。”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付文林進一步補充，構建科技創新常態化的財稅激勵制度也很重要。他表示，目前政府的很多減稅降費、補貼舉措都是有期限的。

另外，付文林覺得，財稅政策主要是一個公共品，應該是起到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在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前提下，應該讓微觀經濟主體決定創新資源分配、選擇創新項目和創新投入資金等。“財稅政策在創新活動中的定位應該是‘跟投’，真正促進創新，還是要多調動社會的力量、包括人才創新的力量。”

高強還提到了財稅管理。他認為，振興實體經濟不僅要靠減稅降費，還要靠嚴格的財稅管理，稅務部門應該有分析企業稅收負擔的這種職責。對于減稅也不能一概而論，減稅應該有一個目標，是用于科研、開發產品還是擴大市場銷售等，應該有一個減免稅務的績效考核。

“振興實體經濟，財稅政策的調整和改革是一個方面，僅靠財稅政策不行，實體經濟的發展不是靠錢養起來的，而是靠企業拼出來的；不是靠政府扶持起來的，而是靠企業去創新、去探索、去研究攻關出來的。這是個一攬子工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高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