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定“勢力范圍”、養打手防“搶地盤”、坐地起價、一輛車半年掙47萬元——新京報昨天刊發調查報道，揭開了哈爾濱一個“黑救護車”團伙的生意經。

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內，一個專門提供院后轉運業務的“黑救護車”團伙悄然運轉了10年。發送廣告小卡片、收集患者的出院信息、對正規救護車或其他黑車大打出手，確保無人敢“搶飯碗”、坐地起價，省內轉運要價四五千是常事，若患者在車上離世，則價格翻番、所謂的醫務人員，很多都是臨時招聘無資質人員，甚至由其他人假冒。

這一團伙的所作所為，其實早就超過了一般無資質的“黑車”范疇，而具有了某種壟斷和涉黑的性質，靠著暴力威脅禍害一方，對其嚴懲自不必多說。

但奇怪的是，當地警方征集犯罪線索的時候，許多受害人并不愿出來作證，一些被害人表示，“黑救護車”雖然收費高，但畢竟及時出現，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其實，被害人的反饋恰恰也點破了“院后轉運”的現實困境。而哈爾濱這個“黑救護車”團伙不過是一個極端案例。“正規救護車運力不足，黑救護車乘虛而入”的現象，在其他地方也或多或少存在著，只不過往往性質沒有這么惡劣、團伙規模沒有這么龐大而已。

用于院后轉運的正規救護車缺乏，首要的原因是大多數車輛都被派到了“前線”。院前急救來得突然，也更為兇險，絕大多數運力也都集中在這一領域。

正因為重要，院前急救已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體系。比如，在法規層面，有《院前醫療急救管理辦法》及其細則作為保障；在資源分配上，當前120急救中心幾乎可以等同于“院前急救中心”，院前急救是其法定職責，院后轉運則不是。

問題在于，院后轉運的需求總量不一定比院前急救少。當患者需要從一家醫院轉到另一家醫院，或者需要從醫院轉運到家里時，很多患者的病情說重不重、說輕也不輕，往往需要專業車輛的醫務人員護送。但誰來提供服務，就成為一個問題。家屬可以嘗試打120急救電話，但對方聽說地址在醫院，十有八九都不會出車。在被逼無奈之下，只能去找黑救護車。

這時候，“堵不如疏”，把一部分需求交給市場其實是更為理性的做法。

當然，這并非承認“黑救護車”的合法地位，而是通過制定相應的行業規范和監管手段，將社會救護轉運合法化。應該說，出現這樣帶有暴力和壟斷性質的“黑救護車”團伙，也恰恰由于高需求和規范缺位從而滋生出了灰色地帶。通過確定車輛標準、完善注冊制度、認定醫務人員資質、明確責任劃分等，建立起更規范也更靈活的院后轉運市場，如此才能更大限度滿足公眾出院、轉院等需求。

同時，院后轉運保障不力，與分級診療制度不完善導致的患者無序流動也有關系。未來分級診療的進一步發展，不僅要引導患者有序流動，也不妨把患者如何“流動”納入考量，若如此，也能一定程度上緩解居高不下的轉院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