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婦兒部部長廖秦平的辦公室時，暖陽正透過爬滿綠植的陽臺灑滿一屋，學生們精心布置的魚缸里，幾尾熱帶魚悠閑地游來游去，耐心陪著主人持久而專注地投入婦產科醫學事業的探索中。

　　在一家三代中，兼為女兒和母親的廖秦平，串聯起了三代婦產科醫生近70年的職業理想與心路歷程：母親秦濟生一生為內蒙古邊疆婦女治病，曾榮獲第二屆“林巧稚杯”；如今女兒呂濤也志為婦產科醫生，還數次奔赴西藏支援邊疆醫療。三代婦產情，在這個大家庭中，有發展，也有傳承。

　　一生堅守 為邊疆婦女健康護航

　　廖秦平告訴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在尚不記事時，她也能懵懂覺察：忙，就是母親秦濟生的全部狀態。

　　秦濟生1929年生于北京，1955年從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醫學系畢業后，就職于剛建院不久的北京積水潭醫院，成為一名婦產科醫生。

　　1958年，為挽留秦濟生的丈夫繼續留在內蒙古支援邊疆建設，當地政府多次向北京積水潭醫院發出調函，希望秦濟生能與愛人一同安家內蒙古。

　　頭兩次調人，院方直接拒絕了，但也因此承擔著“不支持少數民族地區建設”的巨大壓力。獲悉此事后，秦濟生馬上提出：“如果組織需要我，我就去吧。”

　　懷著一腔熱血，秦濟生徹底拖家帶口搬到了內蒙古。彼時，廖秦平2歲，哥哥7歲。

　　1958年的內蒙古，荒涼是主基調，百姓生活更是艱苦。

　　一開始，當地政府想讓秦濟生到內蒙古大學校醫院工作，但她主動要求進入內蒙古醫院（現內蒙古人民醫院）婦產科工作。“到了那里才知道，內蒙古的落后是在北京沒有想到的。”秦濟生還清晰記得，“到的時候正是秋天，可蔬菜卻只有西紅柿、圓白菜和土豆，想找到其他蔬菜都很困難；兒子上學沒有課本，3個同學擠坐在2個板凳上。”懷著“就是來吃苦，來奉獻”的信念，秦濟生夫婦帶著一雙兒女開始了在內蒙古的工作。

　　首次出診經歷便讓秦濟生刻骨銘心。第一次出診，她就遇到一位橫位難產的產婦，孩子的胳膊已經出來了，可就是生不出來。這種棘手情況讓秦濟生也感到很害怕。

　　每次接受媒體采訪，廖秦平都會講起那個名叫沙沙的孩子的出生故事。“那時候的人窮啊，婦女生孩子墊不起布，就在炕上灑上一簸箕沙子，小孩生出來以后渾身滾得都是沙子，我媽媽就給這個孩子取名叫沙沙。”

　　在廖秦平的童年記憶中，經常夜里睡著覺，就會有老鄉來敲窗戶玻璃：“秦醫生，產婦要生啦！”然后趕著驢車或牽著馬把母親接走。要么就是不時有老鄉“打”上門來。“我小時候經常看到病人家屬尾隨著母親跑到家里來‘打架’。為什么打架呢？為了表示感激，老百姓總想送點牧區的黃油、雞蛋、小米。就為這些東西，母親總堅決推回去。”送走家屬后，秦濟生總開玩笑：“打的累得不行，比做手術還累。”

　　廖秦平也曾問過母親：當年為什么要去做婦產科醫生？秦濟生的初衷樸素而簡單：就是希望能夠提升邊疆地區的醫療水平，為那些地方的姐妹們解除病痛，造福她們。

　　就在農牧民家的炕頭上，秦濟生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驚心動魄的手術，用精湛的醫術，數次把孕產婦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一個又一個新生命得以降臨。一生為邊疆婦女治病的她，也被授予第二屆“林巧稚杯”獎，這是我國婦產科領域的最高榮譽。

　　承母志愿 專攻各種疑難病癥

　　母親是孩子的榜樣。

　　濡染到母親敬業的品德，感受到當地百姓對醫生的尊敬，親眼目睹落后地區婦女的境遇，同樣的信念也在廖秦平心底埋下了根。

　　1977年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時年21歲的廖秦平便如愿考取了當時的北京醫學院。1982年大學畢業后，成績優異的她留校成為一名學生輔導員，并獲得在北大醫院任選專業的資格。

　　面對這難得的機遇，同學們紛紛選擇大科室、感興趣的科室作為自己事業的起點，但廖秦平卻選擇了又苦又累的婦產科，出于一種天然的熱愛，她“就想著像我媽媽那樣做一個好醫生”。

　　穿上白大褂后，廖秦平對母親的甘苦有了更多體會和理解。

　　在長期臨床工作中，婦科腫瘤是廖秦平專攻的診斷及治療領域，尤其對子宮內膜癌、子宮頸癌、卵巢癌、外陰癌等各種婦科惡性腫瘤，以及各種婦科良性腫瘤的診治，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診療手段，使婦科惡性腫瘤患者5年生存率居國內領先。

　　為什么選擇研究婦科腫瘤？廖秦平向記者分享了一段往事：“當年我當住院醫時，曾有一位新婚的年輕女性被診斷出惡性葡萄胎。那個年代治療手法無非就是化療、刮宮，再加上女孩對藥物過敏，最終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年輕的生命消逝。”

　　作為一名醫生，看著病人在自己眼前逝去卻無能為力，這讓廖秦平堅定決心：“要研究腫瘤，要攻克它！”

　　隨著研究的深入，廖秦平發現，很多婦科腫瘤的發生與炎癥感染有關，她又將腫瘤方面的研究擴大到炎癥研究。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以廖秦平為學術帶頭人的感染專業組，就我國婦產科感染性疾病研究領域的諸多空白以及國內外的差距，如針對細菌性陰道病（BV）、外陰陰道念珠菌病(VVC)、宮內感染、感染性早產等婦產科感染性疾病做了深入的研究，發表的針對細菌性陰道病診斷的研究結論明顯早于國內同領域的其他研究項目。

　　在他們的繼續努力下，又陸續出臺“細菌性陰道病診療規范”“滴蟲性陰道炎診療規范”“宮頸炎的專家共識”“妊娠期梅毒的診治規范”等診療規范，為廣大基層醫生提供了參考，極大提高了我國女性生殖道感染診治方面的醫療水平。

　　廖秦平擅長各種疑難棘手的腫瘤治療，其醫術水平不僅在國內領先，部分腫瘤的治療已達世界領先水平。

　　針對我國某些發達城市子宮內膜癌發病率逐年增高的狀況，她又率先在國內組織開展子宮內膜細胞學篩查工作，并提出在我國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對40歲以上子宮內膜癌高危女性進行普遍篩查。

　　2016年，為獎勵廖秦平為中國婦產科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同母親一樣，她榮獲了第五屆“林巧稚杯”獎。

　　薪火相傳 為邊疆婦女健康再獻力量

　　秦濟生曾告訴女兒一件她并不記得的事：有次下鄉，幾個月后才回家，當秦濟生推開家門，卻被廖秦平問：“阿姨您找誰？”

　　出于對女兒愧疚的心酸，秦濟生有過，廖秦平也有過。

　　“小時候她就跟我抱怨，媽媽，你對你的病人和學生都比對我好。”提起女兒呂濤，廖秦平也會親昵地一口一個“小家伙”。

　　可埋怨歸埋怨，抱怨歸抱怨，對婦產科工作的熱愛卻還是在這個家中絲毫不減地傳承了下來。

　　2001年，呂濤也考上了北醫八年制臨床醫學專業，畢業后進入北大醫院婦產科，就在母親手下實習。2014年，又隨母親進入清華長庚醫院工作。

　　對于女兒的職業選擇，廖秦平“并不覺得意外”。

　　“她大學第五年到臨床時，當時我是不想讓她搞婦產科了，太累了。”出于對女兒的心疼，廖秦平曾這樣建議，“甚至我都把她推薦給了別的科室。”

　　畢業后，呂濤卻不同意母親的安排，她對廖秦平說：“醫生這個職業非常好，我愿意做醫生。”

　　對于母女倆的爭執，還是秦濟生出面解了心結：“隨她去吧。當年我也不讓你做婦產科，你不還是做了嗎？你選了一個最累的科室，女兒也是重蹈你的覆轍。”

　　提起女兒，廖秦平的眼里盡是柔情，直夸“這個閨女還是很棒的。”

　　2017年，呂濤曾主動請纓，作為北京市屬醫院第二批“組團式”援藏隊中的一員遠赴西藏對點支援拉薩市人民醫院。她被任命為婦產科副主任，帶隊開墾當地婦科疾病診療的空白。

　　一開始，大家沒把這個才30歲出頭的“小丫頭”放在眼里。但很快，她便帶領當地婦產科室團隊創下多個拉薩市人民醫院的第一例：第一例宮腔鏡子宮黏膜下肌瘤電切手術、第一例下生殖道畸形矯正手術、第一例使用網片的盆底重建手術治療盆腔臟器脫垂……還幫助拉薩市人民醫院申請到西藏當地第一個科技項目——子宮內膜癌的篩查。

　　打聽到呂濤與秦濟生、廖秦平的關系后，大家又紛紛表示：怪不得這么年輕的呂主任學術造詣這么高，這是親傳！

　　如今，只要西藏有疑難手術，呂濤還是隨叫隨到。今年4月份，在女兒的請求下，年過60歲的廖秦平抱著氧氣罐飛進藏區，為當地人民醫院的醫生們進行感染、腫瘤治療、子宮內膜癌的篩查等方面的講座。

　　“孩子有這樣的需求，我肯定得支持她，用行動支持她！”能繼續為邊疆婦女的健康事業盡心盡力，廖秦平一家再高興不過了。

　　記者手記

　　三代婦產情 一片報國心

　　樂于奉獻，勇于奮斗，一心想實現自身價值的人，她們的字典里是沒有“累”和“難”的，秦濟生、廖秦平和呂濤一家三代，都是這樣的人。

　　支援邊疆的“一腔熱血”，讓秦濟生拖家帶口“說走就走”，為邊疆老百姓奮斗了一輩子；一心想改變中國女性健康命運的廖秦平，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婦科腫瘤的攻克中；“80后”的呂濤，更是再次踏上邊疆熱土，揮灑青春的汗水。

　　更讓記者感動的，是那種她們與病人并肩攜手、相互扶持的關系。

　　一位病人寫信說：“從沒想過一個‘閱病人無數’的專家，可以如此和藹和細致地聆聽病人的聲音，每周看到廖主任，和她說上幾句話，心里就踏實很多。”

　　正是這種代代相傳的高尚醫德，為無數病人重新激起生命的火花。

　　也正是這樣的傳承，讓一個又一個家庭，將個人和家庭價值的實現，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譜寫出一個又一個動人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