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注意到，為了充分激發資本市場活力，提升資本市場法治化、市場化，相關信息披露規則修改的內核主要在于簡化。但是，簡化的前提是向“優等生”等合規主體傾斜，而對于資本市場的“熊孩子”或者需要重點關注的群體，信息披露監管的尺度則有所收緊，靶向監管的態度明顯。

　　12月20日，上交所發布《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信息披露業務指引》。上交所表示，較大幅度地簡化信息披露要求，降低公司信披成本，推動提高并購重組效率。不過，修訂也更加突出重組整合實效，完善重組實施后整合進展、承諾履行、商譽減值、盈利預測實現等事項的持續信息披露要求，強化獨立財務顧問持續督導義務。同時，繼續引導上市公司實施產業類和實體類并購重組，如上市后不久即實施跨界并購的，應充分披露必要性。

　　在筆者看來，上交所重組信披新規顯然是聚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根據“抓兩頭、帶中間”的思路，突出重點、精準監管，持續提升監管效能。此前深交所也曾經表示，對高風險公司“對癥下藥”，向分類監管識別出的重點關注、高風險公司集中監管資源。一是推進全鏈條監管，打出“定期報告雙重審查+專項監管問詢+現場檢查”相結合的監管措施組合拳。二是精準打擊違規行為，及時啟動紀律處分。三是發揮監管合力，探索風險化解處置。這意味著，上市公司中的“熊孩子”不僅在資本市場核心功能的配置與使用中處于后端，還將被頻繁“家訪”，違規成本將大幅上升。

　　同樣是12月20日，證監會發布《非上市公眾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該辦法在總結掛牌公司監管經驗的基礎上，充分借鑒科創板改革成果，對掛牌公司信息披露義務進行明確，夯實基礎制度，同時針對新三板改革后各層次公司特點，確立差異化的信息披露體系。

　　該分類監管的重點其實在于“獎勵優等生”。表面上看，“優等生”的信息披露成本更高，但實際上與之匹配的是獲得轉板上市、機構投資增加等資源的概率大大增加。換句話說，這其實也是在間接威懾“熊孩子”——沒有較高的公司治理結構和信息披露能力，就不能在資本市場優先融資。

　　無論上述何種威懾方式，都體現了監管部門不斷提升上市公司、潛在上市公司、非上市公眾公司質量的良苦用心。正如證監會主席易會滿所言，上市公司是實體經濟的“基本盤”，是經濟發展動能的“轉換器”，是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履行社會責任的“先鋒隊”。

　　筆者相信，隨著資本市場法治化和市場化的進一步增強，信息披露監管將在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中發揮愈發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