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術對司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可以說前所未有。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5G等信息技術既是新工具、新思維和新方法，也催生出許多具有新特點、體現新趨勢的糾紛類型。日前，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中國法院的互聯網司法》白皮書。這是中國法院發布的首部互聯網司法白皮書，也是世界范圍內首部介紹互聯網時代司法創新發展的白皮書。

　　互聯網司法制度總體框架初步搭建

　　當事人不按時參加在線庭審，根據規則如何處理?庭審中擅自退出，對當事人會產生何種法律后果?電子送達適用范圍、條件和效力等，都是互聯網司法需要解決的問題。近年來，“互聯網+司法”成為高頻詞。它是通過探索互聯網時代司法新模式，推動信息技術與司法工作全方位深度融合，促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

　　2017年8月18日，我國設立了全球首家互聯網法院——杭州互聯網法院；2018年9月，又先后增設北京、廣州互聯網法院。設立互聯網法院是互聯網司法發展歷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開辟了互聯網時代司法發展的全新路徑，標志著我國互聯網司法探索實踐正式制度化、系統化。

　　據統計，截至2019年10月31日，杭州、北京、廣州互聯網法院共受理互聯網案件118764件，審結88401件，在線立案申請率為96.8%，全流程在線審結80819件，在線庭審平均用時45分鐘，案件平均審理周期約38天，比傳統審理模式分別節約時間約五分之三和二分之一，一審服判息訴率達98%。

　　全業務網上辦理、全流程依法公開、全方位智能服務，這些技術應用和訴訟平臺的健全完善，被統稱為智慧法院建設。智慧法院與互聯網司法有啥區別?最高法院副院長李少平介紹，隨著智慧法院建設加速推進，傳統的審判流程從線下轉移到線上，數據信息從紙面轉移到“云”上或“鏈”上，對應的立案、調解、送達、庭審、舉證、質證等訴訟環節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需要建立相應在線訴訟規則。

　　“互聯網司法側重機制創新、規則確立，智慧法院建設注重技術運用、平臺搭建，二者相輔相成，都是互聯網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少平說，人民法院依法審理涉及互聯網的新類型案件，通過典型個案裁判確立了一系列治理規則。上述模式和規則的有機統一就是互聯網司法。

　　據介紹，近年來，人民法院針對互聯網司法的機構設置、審理機制、技術標準、訴訟規則等，陸續制定出臺了一系列制度規范。目前，互聯網司法制度的總體框架已初步搭建完成。

　　司法裁判確定網絡空間行為規范

　　在淘寶(中國)軟件有限公司訴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大數據權屬案中，淘寶公司開發并投入市場運營的“生意參謀”平臺，是一款對網絡用戶瀏覽、搜索、交易等行為痕跡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的產品。美景公司通過不正當手段收集、售賣該數據產品，從中牟利。

　　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該數據產品是淘寶公司在巨量原始數據基礎上，通過提煉整合后形成的衍生數據產品，淘寶公司對此應享有財產權益；被告未經授權也未付出新的勞動創造，直接將該數據產品作為自己獲取商業利益的工具，構成不正當競爭，故判令被告停止侵權并賠償經濟損失共計200萬元。

　　“本案系我國首例大數據權屬案。我院通過該案首次明確了自然人信息、原始數據、大數據的權利屬性與權利邊界，同時賦予數據產品主體‘競爭性財產權益’，確認其可以此作為權利基礎獲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為大數據產業者營造了有保障可預期的法治營商環境，也為完善相關立法提供了可借鑒的司法例證。”杭州互聯網法院院長杜前說。

　　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理的全國首例“暗刷流量案”，有力打擊了網絡黑色產業，保護了公平競爭的網絡營商環境；廣州互聯網法院審理的“網絡游戲著作權案”，回應了計算機軟件生成內容是否具有著作權及如何保護等問題……互聯網法院利用管轄集中化、案件類型化、審理專業化的優勢，審理了一批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和規則示范意義的案件。

　　北京互聯網法院院長張雯認為，保護真正創新者的利益，維護真正好產品的市場生長環境，還公眾一個誠信、公正、清朗的網絡空間，是網絡治理法治化的一個方向，更是互聯網法院的使命。

　　人民法院通過典型個案裁判，逐步確定網絡空間行為規范、權利邊界和責任體系，推進網絡空間治理法治化，這些規則也為進一步完善相關立法提供了重要素材和參考。

　　天津、上海、湖北、江蘇、四川、福建、貴州等地法院，結合轄區內互聯網糾紛和互聯網產業特點，組建互聯網審判庭、合議庭或審判團隊，科學設置組織機構、集中優質審判資源、合理確定受案范圍，不斷豐富了互聯網司法實踐的樣本。

　　訴訟“新規則”讓司法更便民

　　今年7月10日，廣州互聯網法院成功調判新加坡歌手林俊杰訴廣州某音樂餐廳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

　　“該案的處理，依托了我院搭建的粵港澳首個在線多元化解平臺，在全國首次實現粵港澳三地在線跨域解紛，讓法官及香港調解員跨地域、跨法域、跨語言聯動解紛。”廣州互聯網法院院長張春和介紹，本案香港調解員參考了廣州互聯網法院之前示范性訴訟確立的裁判規則，引導雙方就公開賠禮道歉問題協商一致。隨后法官通過庭審對無法達成調解意向的賠償數額進行當庭宣判，全程用時不到3小時。調判后，雙方當事人均表示滿意，實現案結事了。

　　技術應用推動訴訟模式深層變革。互聯網法院依托電子訴訟平臺，有效實現起訴、調解、立案、舉證、質證、庭審、宣判、送達、執行等訴訟環節全流程在線完成，大多數案件當事人足不出戶即可完成訴訟，實現訴訟流程從“線下”到“線上”的轉變。

　　互聯網司法的深入發展是推動訴訟制度從工業化時代向信息化時代轉型的強大動力。2018年9月，最高法院制定印發《關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的若干問題的規定》，有效明確了身份認證、在線立案、電子證據、在線庭審、電子送達、電子卷宗等在線訴訟規則。

　　值得注意的是，在區塊鏈領域，最高法院已建設“人民法院司法區塊鏈統一平臺”，完成超過1.94億條數據上鏈存證固證，利用區塊鏈技術分布式存儲、防篡改的特點，有效保障證據的真實性，極大減輕了法官認定證據的難度。

　　據了解，北京互聯網法院聯合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百度、信任度科技3家建設單位形成共建聯盟，建設“天平鏈”電子證據平臺。目前“天平鏈”已完成跨鏈接入區塊鏈節點19個，完成9類25個應用節點數據對接。

　　互聯網法院“網上案件網上審理”的審判模式，要求案件真正在網上“跑起來”，當事人需要將起訴狀、證據材料等全部訴訟材料上傳至電子訴訟平臺。張雯認為，借助聯盟鏈可管可控的特點與跨鏈互信、隱私保護、高安全性的技術優勢，秉持強中心、多點維護的建設理念，以區塊鏈技術賦能司法審判。

　　2019年3月，最高法院在12個省(區、市)開展“移動微法院”試點，依托微信小程序打造電子訴訟平臺，將部分訴訟環節遷移到手機移動端辦理，實現線上線下有機融合、無縫銜接，讓當事人和法官充分感受指尖訴訟、掌上辦案的便利。截至2019年10月31日，移動微法院實名注冊用戶達116萬人，注冊律師7.32萬人，在線開展訴訟活動314萬件。

　　“目前傳統法院和傳統訴訟模式仍是解決糾紛的主要渠道，對于不會使用、也不想使用互聯網打官司的老百姓，完全可以按照傳統模式，進行全流程線下訴訟。同時，我們還通過打造線上線下并行的混合訴訟模式，為當事人提供線上線下可轉換方式訴訟的便利。”最高法院司改辦主任胡仕浩說。

　　胡仕浩表示，最高法院將積極研究在線訴訟新模式對訴訟理念、訴訟原則、訴訟規則帶來的深刻影響，推動從制度層面構建完善適應互聯網時代要求的在線訴訟規則體系。條件成熟時，推動立法機關制定專門的“電子訴訟法”，實現訴訟制度的創新與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