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被迫關閉的博物館紛紛開啟云上模式，通過直播吸引觀眾“云觀展”，賣力吆喝“云帶貨”，其中不乏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世界頂級博物館。

這樣的情景引發(fā)不同觀感。一些人認為，博物館的本質(zhì)是傳遞和普及歷史文化，借助直播這一渠道是適應當下的現(xiàn)實；也有人認為，博物館與代表“快餐文化”的直播格格不入。

觀展與直播誰更強

如果沒有發(fā)生疫情，市民楊堔應該正在準備6月全家的美國旅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是必到點。他沒想到的是，3月27日這天，建成150年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其他6家博物館一起，在拼多多開起了直播：“雖然暫時不能去，看看直播的場景也是安慰。”

同樣在這一天，市民姚依在朋友圈曬了3年前自己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照片：“雖然本來對博物館參與到直播里就沒啥期待，但還是覺得太尷尬了。”在姚依看來，整個直播更像是為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帶貨作鋪墊。

“直播其實是博物館一直在努力做的事。”在上海視覺藝術學院教授張嵐看來，博物館要吸引不同人群來感受，傳播渠道須適應社會發(fā)展。

清明假期，故宮博物院在多個平臺連開三場直播。“一想到‘無人的故宮’，激動得雞皮疙瘩都起來了。可恢宏大氣的太和殿縮小到手機屏幕，很難感受到現(xiàn)場那種震撼。”市民湯燁宇每到北京必去故宮，但這場直播還是讓他失望——鏡頭不穩(wěn)、收音不清。

同樣是這次直播，市民曹倩卻認為“信息量太大”“需要邊看邊做筆記”。在主播的帶領下，她看到故宮用來滅火的大水缸是如何在寒冬里保持不結(jié)冰，看到藏在“御路石”里的“小萌獸”，看到了望柱云紋的細微變化，“如果不是直播，這些細節(jié)我去再多次故宮都不會注意到。”

曾擔任上海歷史博物館館長的張嵐強調(diào)，“博物館最重要的就是通過實物感受歷史和文化。”但目前博物館的展陳方式不可能把所有文物的知識、故事全部用文字展示出來，直播卻能彌補這一點。

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副教授馬琳對希臘的考古博物館印象很深，“一邊是實物，一邊是屏幕，可以對比實物看細節(jié)，也是把歷史和當代相聯(lián)系。”這樣的展陳方式在國內(nèi)一些展覽也開始使用，“‘線上線下’混合是博物館的大勢所趨。”

“你問我講”還是“各說各話”

不久前，大英博物館曾在快手上開展了一次直播。一些媒體稱此次合作“在直播中突破了‘你聽我講’的傳統(tǒng)模式，打造可以相互討論、相互交流的知識科普新模式”。

然而直播的過程并沒有這么和諧。主播講解文物歷史之時，快手“老鐵”們快速刷贊，提問幾乎完全被淹沒，只有“何時把東西拿回來”“咱一人一塊錢買回來得了”這樣的話不斷被重復。

“及時互動”被視為直播的核心價值之一。但在不少觀眾眼中，在各大公開平臺試水直播的博物館，顯然尚未完全適應。

布達拉宮直播的團隊曾透露，為首次直播設計了專門的腳本，還在直播中插入“參觀布達拉宮總共需要通過幾道門”“經(jīng)書是什么字體”等互動環(huán)節(jié)。

“所謂的互動都是設計好的，這還是傳統(tǒng)導游式的自問自答。”市民張悅看過布達拉宮、故宮等直播，體驗不算太好，“一方面網(wǎng)友的各種問題，包括正經(jīng)的或無厘頭的，刷屏太多，主播基本沒辦法反饋；另一方面博物館主播是新手，基本只能照本宣科，結(jié)果直播就成了大家各說各的。”

馬琳曾在一次公開課上嘗試開放網(wǎng)絡提問，“滾動條一直在跳，根本來不及看問題”。她建議博物館的主播可以有選擇地解答網(wǎng)友提問，事后再整理觀眾問題，分門別類作答。

“互動對博物館非常重要。”張嵐發(fā)現(xiàn)，觀眾喜歡聽講解員、專家講，最重要的不是他們“怎么講”，而是他們在講解中如何解答觀眾提問，“這是教學相長的過程。”

“流量”對博物館有何價值

受疫情影響，不少博物館只能“云復工”，但數(shù)據(jù)卻“捷報頻傳”。

以布達拉宮首次直播為例，一個小時在線直播總計觀看人數(shù)達到92萬人次，相當于全年線下參觀人數(shù)的一半以上。相比線下，直播只需一兩名講解員和幾名技術人員，“成本”大幅降低。

“博物館直播，不僅可以講解文物和藝術品，還能銷售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讓消費者把藝術帶回家。”拼多多文創(chuàng)行業(yè)相關負責人表示，拼多多上這類產(chǎn)品銷售額同比增加233%。

在一些人看來，疫情給博物館帶來新機遇，直播拓展了博物館收入方式，也開啟了未來文旅結(jié)合的新模式。“博物館肩負著傳承歷史、傳遞價值、傳播文化的社會功能，但目前主流的直播內(nèi)容還是以游戲、購物、娛樂為主。”作為博物館愛好者，市民劉瀟認為“流量”對博物館意義不大，過分強化“流量”以及文創(chuàng)產(chǎn)品銷售數(shù)據(jù)，是對博物館功能定位的曲解。

馬琳參與過一場公眾平臺的直播，上百萬人線上觀看讓她“嚇一跳”。隨后兩次專業(yè)平臺直播，一場5000人，另一場3000人，反而讓她覺得安心。“直播不能單純看人數(shù)，關鍵是‘有效人群’。”馬琳建議博物館直播細分層次，“如果把直播看作產(chǎn)品，定位要做細分，針對不同群體，了解具體訴求，再安排直播內(nèi)容。針對普通觀眾的直播，流量當然越大越好；針對專業(yè)、小眾領域的直播，即使觀看人數(shù)不多，但內(nèi)容讓人有收獲也很有價值。”

張嵐對博物館“流量”樂見其成。“這些數(shù)字至少證明公眾對博物館的關注。”在他看來，網(wǎng)友如果通過直播獲得基礎知識，甚至進一步成長為對歷史、文化的愛好和理解，哪怕這些人只占了“流量”中的百分之一，也是一件好事。（記者 簡工博）

（原標題：大都會博物館拼多多帶貨，布達拉宮首次直播九十多萬人次觀看，博物館直播引熱議 “云游”博物館，觀眾觀感為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