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國古代的陣法不可能如文學、戲曲和影視作品中那樣復雜，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奉行“兵農合一”的兵役政策，農民平時在家生產，戰時才應召入伍。至于那些職業軍人，也要承擔繁重的屯田任務。所以，他們每年用于操練陣法的時間十分有限，只有簡單實用的陣式，才能在短時間內為人所掌握和運用。至于一些過于華麗的陣法，主要用于應付皇帝的檢閱和將軍的巡視，雖然炫目，但真正的交鋒價值并不大。

　　軍陣，一個在古代戰爭中無處不在的詞匯；破陣，一段在古典著作和武俠小說中被極力渲染的情節。中國軍事科學院的專家劉慶在分析了“陣法文化”后認為，這些軍陣已被傳奇化、神化，歷史上的真實軍陣并不神秘。對于陣法是否將在各國核彈、槍械、軍用飛機等競賽式發展的背景下將徹底退隱到歷史深處，劉慶研究員也給予了明確回答。

　　“陣法其實很簡單，說白了就是戰斗隊形。”劉慶直截了當地說。劉慶是中國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的專家，對中國古代軍陣頗有研究，這次接受我的采訪，主要是探討軍陣的神秘性。

　　中國古代軍陣每一次出現在歷史中，幾乎都帶有神秘莫測的氣息。在撲朔迷離的刀光劍影中，戰場上的千軍萬馬或一兵半卒，可隨金鼓號角的指揮或一柄羽扇的示意，協同動作，從而產生無窮的威力和超人的能量。依靠陣法，弱可以勝強，小可以勝大，就連毫無生命的沙石樹木也可用來殺傷敵軍。如《水滸傳》第八十八回中，遼軍擺下的“太乙混天象陣”，讓一貫能征善戰的梁山泊官兵3次慘敗，連黑旋風李逵都被活捉。在《三國演義》中，東吳的陸遜在夷陵之戰中大敗劉備，當他乘勝追擊一路奔到白帝城下時，卻走進了諸葛亮用石頭壘起的“八陣”中，最終全軍覆沒，陸遜本人則依靠諸葛亮老丈人的“情分”才得以逃出。而在《大破天門陣》中，進犯中原的遼國軍隊為和宋軍決戰，擺下了天門陣，擔任宋軍元帥的楊六郎雖然動用了大批精兵強將，也熟知了天門陣的要旨玄機，卻依然難以破解，直至獲降龍木后，方才破陣。

　　這些出神入化的陣法，讓人眼花繚亂，又心生向往。但在與劉研究員交談的過程中，我的這個想法卻逐漸被顛覆了。在劉慶看來，故事中的陣法都已經被高度神秘化，與歷史上真實出現過的陣法相去甚遠。

　　那么，歷史上真實的陣法又是什么樣的呢？它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字長蛇陣、六丁六甲陣、九宮八卦陣、八門金鎖陣等陣法是否真正存在過？在劉慶的講述下，我一步步接近了這個千古之謎。

　　從狩獵陣型到上古軍陣

　　陣法是在古代戰爭中為著要求戰場上統一的指揮和協同動作而產生的，它的目的是可使每位士兵都盡可能地發揮出自己的力量。早在遠古時期，在古猿逐漸轉變成人的過程中，最原始的陣法就已經產生了。

　　說起來，陣法的起源與狩獵活動有著極深的淵源。古人最早的戰斗對手并不是人，而是野獸。在狩獵過程中，對于弱小動物而言，古人要采取追擊或伏擊的隊形，而在面臨猛獸時，則要采取防守隊形，讓健壯者走在前面，母親帶領幼子走在當中，兩側則是青壯年，穩重勇猛的壯年殿后，這種防御猛獸襲擊的非常有效的防御隊，就構成了古人最基本的陣法。

　　即使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這種陣法與狩獵活動的淵源關系仍然清晰可見。在夏、商、西周時期，軍事訓練主要是通過平時的狩獵活動來完成的。因為狩獵的隊形與作戰時的隊形幾乎沒有差別，而且，娛樂性較強的狩獵活動，還可提高人們相互間的協同配合能力。

　　不僅中原漢民族如此，邊疆少數民族更是習慣于將與野獸搏斗的戰斗隊形直接用于作戰。據宋人編撰的《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北宋使臣拜訪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時，見到他每次打獵，都與手下將領投擲箭矢以決定各部落軍兵狩獵位置，然后借圍獵的機會操練陣法。這種圍獵陣型，在后來女真騎兵與遼軍和宋軍的作戰中，被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從而成為兩翼包抄陣法。

　　最早的軍陣是“一軍陣”，顧名思義，參戰的士兵只組成一個大的軍陣。由于一軍陣在戰斗中幾乎沒有戰術上變化的余地，因此，很快就被“二軍陣”、“三軍陣”直至“多軍陣”所取代。在戰爭中，這些不同的軍陣之間分工不同，有的軍陣用于引誘對手，有的負責與對手決戰，也有的用于迂回包抄對手。

　　從兵種上看，最早在戰爭中使用的陣法應是步兵方陣。但組織形式較為成熟、運用自如且名目繁多的早期軍陣，還是在戰車產生后的車戰軍陣。車戰軍陣的盛行時間是，從商代中后期到周代。

　　車戰源于夏代，至商代晚期才形成一定規模的作戰樣式。它的主要裝備是由2匹馬或4匹馬駕挽的木質戰車，戰車上載3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執弓射箭，右方甲士執戈、矛等長兵器，居中者控馬駕車。通常情況下，戰車都是在保持自己寬大的編隊隊形的前提下，伴隨著緩慢的鼓點徐徐前進。在接近敵人時，左方甲士以弓箭射向敵人，敵對雙方戰車交錯時，右方甲士以長兵器進行格斗，直到棄車肉搏。

　　每輛戰車周圍還配備一定數量的步兵，因為單純的戰車部隊沖擊力有限，沒有步兵的保護，很容易被靈活機動的步兵所消滅。這種戰車和步兵混編的軍陣，能夠充分發揮整體威力，尚未交鋒就會給敵人心理上造成巨大壓力。

　　平常我們聽到的“千乘之國”、“萬乘之國”就是以戰車來評判一個諸侯國實力的標準，但戰車車陣雖然浩浩蕩蕩、氣勢宏大，卻并非所向無敵，原因是，當時的戰車前進速度相當慢，且陣型呆板。

　　到了春秋時期，車戰的規模日益擴大，逐漸擺脫了原先雙方列好陣勢才交戰的慣例，而是更注重戰斗的突然性，由此進一步豐富了車戰戰法內容，并影響到戰車編組隊形的變化，出現了一些較為經典的陣型，其中以方陣和雁行陣最為常見。

　　方陣是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陣型，它陣型整齊，四方如繩，構成一個正方形或長方形，形成寬大的作戰正面。孫臏認為方陣應該“薄中厚方”，即方陣中央的兵力稀疏，四周的兵力厚密。中間兵力少，可虛張聲勢；四周兵力多，可防御敵人進攻。雁行陣又叫鳥陣，是一種橫向展開、左右兩翼向前或向后梯次排列的戰斗隊形，向前則呈“V”字形，就像猿猴的兩臂向前伸出一樣，是一種用來包抄迂回的陣型，但后方的防御比較薄弱；向后則呈倒“V”字形，用于保護兩翼和后方的安全。

　　各諸侯國之間的矛盾和實戰，促使陣法在不斷進步。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將魏舒與狄軍遭遇，由于戰場地形狹窄，龐大的戰車無法展開，魏舒大膽改革，“毀車以為行”，將戰車上的甲士和步卒混編在一起。看慣車陣的狄軍對其嘲笑不止，結果卻大敗而歸。

　　隨著作戰地域向山地水網地帶延伸，特別是隨著戰國時期弩（遠比弓箭威力強大）被裝備部隊，步兵可在寬大的正面上，有效遏制戰車的沖擊，使得車兵雄風不再，不得不退出戰爭舞臺。

　　步兵的興盛，對步兵戰法的豐富和發展提出了要求。由于步兵一直作為車陣的附屬物存在，所以，步兵復興后的軍陣排列，最初的參照物只能是車戰軍陣，如方陣、雁陣等等，之后才逐漸發展出各種陣法。

　　戰國時期步兵軍陣繁多，當時的軍事理論家對這些陣法做了總結。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簡，其中就包括失傳已久的《孫臏兵法》。《孫臏兵法》中將軍陣分為10種：方陣、圓陣、錐行陣、雁行陣、鉤行陣、玄襄陣、疏陣、數陣、火陣、水陣。需要提出的是，后兩種是特殊戰法，前8種才是陣法。

　　劉慶說，在8種陣法中，除方陣和雁行陣外，圓陣是為了防御而采用的陣型；疏陣是疏散的隊形，通過加大行列間距，通過多豎旌旗、兵器、草人的方法，以少數兵力顯示強大的實力；與此相反，數陣是密集的隊形，以便集中力量進行防御和進攻；錐形陣的形狀，就像一個錐子，前尖后寬，可通過精銳的前鋒在狹窄的正面攻擊敵人，突破、割裂敵人的陣型，兩翼擴大戰果，是一種強調進攻突破的陣型；鉤形陣的正面是方陣，兩翼向后彎曲成鉤形，以保護側翼的安全，防止敵人迂回攻擊后方指揮金鼓之所在；玄襄陣是一種迷惑敵人的假陣，隊列間距很大，多豎旗幟，鼓聲不絕，且模擬兵車行進的聲音，通過嘈雜的卒聲，制造軍隊數量龐大的假象，以欺騙敵人。

　　步兵陣法成熟之后，中國軍隊陣法的發展并沒有就此停滯，一個新的因素促使它繼續向前發展，廣闊的戰場中，迎來了騎兵。

　　騎兵機動性的優點非常明顯。尤其是馬蹬發明之后，騎兵在馬上不用再擔心坐不穩的問題，這使騎兵成為了戰場上的生力軍。最早的騎兵要追溯到戰國時代的“胡服騎射”，當時，趙國已經開始學習北方游牧民族騎兵的作戰方法了。到了漢朝，在不斷南侵的北方匈奴騎兵面前，中原的步兵方陣的缺點被暴露出來，為此，漢朝也采用了騎兵部隊。

　　從古至今，騎兵的戰術無非兩種：正面突襲與迂回包抄。但也正是因為這兩種特點，使得騎兵軍陣不可能像步兵軍陣那樣，講求士兵間的進退有序。時光進入魏晉的天下，披著鎧甲的戰馬，開始馳騁在大地上，馬背上是全身佩甲的兵士，這便是重騎兵。但重騎兵雖然防御性有所增強，但卻是以犧牲機動性作為代價，因此到了隋唐時期，輕騎兵又重新成為主流。之后，雖然在遼金時期有過一次重騎兵的復興，但時間短暫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到了元代，蒙古人的輕騎兵縱橫歐亞大陸，歐洲人的重騎兵（其盔甲厚度遠非中國重騎兵可比）幾無還手之力。

　　我在網絡上曾經看到這樣一篇文章，作者認為騎兵在戰爭中的大量使用使得步兵軍陣的發展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當我提起這種言論時，劉慶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他認為，中原王朝用騎兵對抗北方游牧民族騎兵，始終不是長久之計，一方面是因為中原地區，戰馬來源有限，質量無法與游牧民族的戰馬相比；另一方面，中原以農耕為主，無論怎樣操練，騎術還是無法和北方游牧民族相比。因此，對抗游牧民族的騎兵，以及中原地區各武裝力量之間作戰的最主要方式，仍然是配合有序的陣法來進行，這也促使著陣法在不斷發展。

　　在所有的陣法中，我最熟悉的莫過于諸葛亮的八陣。實際上，在諸葛亮以前早就有八陣，孫子有八陣，孫臏也有八陣，東漢作戰訓練中普遍使用八陣。諸葛亮之所以對八陣加以創新，是因為他在對吳作戰的時候，在地形上處的是水洼稻田地，對方的兵力主要是水軍和步兵，當他的主要作戰對象由東吳改為曹魏后，他面對的敵人主要是騎兵和步兵，地形由江東的水洼稻田地變為山地，而蜀國缺乏馬匹，為了適應對山地作戰、對騎兵作戰，諸葛亮便改革了古八陣，制出陣圖，用以訓練蜀軍。

　　所謂陣圖，就是將陣法繪制成圖形，畫在錦上、紙上、地上或者用砂石堆砌，形成直觀的實物。諸葛亮紀錄陣法的文字沒有流傳下來，八陣圖在唐代就已經失傳。但據說留存在魚腹江邊的八八六十四堆壘石遺跡，就是諸葛亮所遺八陣圖。

　　結合關于諸葛亮八陣圖的只言片語，現代兵家在進行合理的模擬后認為，八陣是一種集團方陣，方陣中央是中陣，由大將、金鼓旗幟以及直屬的兵馬構成。在中陣四周的8個方向上，各具8個小陣，分別以天、地、風、云、鳥、獸、龍、虎命名。這種命名，相當于我們現在命名的第幾師、第幾團一樣，完全是為了便于指揮，在作戰功能上沒有本質的區別。

　　諸葛八陣的適應性很強，無論在山頂、山腳或是山脊，都可因地制宜地進行部署。八陣注重相互的協調與配合，陣中任何一個方陣受到攻擊，都可得到其他小方陣的策應；同時，無論是對敵實施迂回，還是正面牽制、突破，八陣的戰術都十分有效。構成小方陣的兵源，可以是騎兵、步兵、車隊，由幾十到幾百不等，前排為弓弩手，中間為長兵器手，后排為短兵器手（排列順序偶有不同）。為遲滯敵人進攻，發揮弩兵威力，在防御時，還設置沖車、鹿角、鐵蒺藜等障礙。

　　諸葛八陣屬于防御性陣型，好處是沒有部署上的弱點，任何方向遭受攻擊，整體大陣不需做出根本性的改變，兩翼相鄰的陣可自動變為兩翼，進行保護、支援。但缺點也很明顯，這樣復雜的陣法需要大量時間進行操練，而且機動性較差，為了保持陣型的完整，前進時不能奔跑，后退時也不能猛跑，需“以前為后，以后為前，前無速度，退無遽走”。所以，八陣是一種防御性質的保守陣型，無大敗，取得大勝同樣也很困難。諸葛亮六出祁山，姜維多次攻打魏國，無大敗也無大勝，不能說和蜀軍采用八陣作戰毫無關系。

　　在對抗騎兵的步兵陣法中，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將領在實戰中摸索出的　“疊陣法”。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吳璘在漢中一帶抵御金兵20余年，他根據金兵堅韌善戰、沖擊力強的特點，將軍隊分為前后兩陣，每陣有3排士兵，第一排手持長槍，蹲坐待敵，第二排是弩手和弓手，采用跪姿迎敵，第三排是神臂弓手，立姿射敵。此外，還有騎兵隊掩護兩翼。

　　該陣是一種典型的防御軍陣。作戰時，后面兩排依次放箭射擊敵人騎兵，當敵人沖至陣前時，第一排長槍手會站立起來進行肉搏。當前陣不支時，后陣會代替前陣繼續作戰。這種陣法克服了宋軍韌性不足的弱點，使對敵正面始終保持堅強的戰斗力，而且，3排士兵器盡其用，互不妨礙，可最大限度發揮每個士兵的作用。

　　從“一字長蛇”到“入水鴛鴦”

　　在古戰場上，軍陣的重要性不止是對抗騎兵沖擊這樣簡單。對于單兵作戰能力弱于對手的一方，軍陣是士氣的主要源泉，甚至是唯一源泉。只有保持住陣型，作戰的信心才不會失去。

　　從古至今，戰場上最大的傷亡和戰果，并不是在陣型穩固的有組織對抗中，而是在一方陣型被破壞后的混戰當中。因此，能否率先破壞對方的陣型就成了取勝的關鍵。

　　《孫子兵法·九地篇》中寫道：“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這條叫“率然”的“常山之蛇”，給了孫子不小的啟示。蛇，既然能首尾相顧，那么，由此仿效的“一字長蛇陣”又如何呢？

　　“一字長蛇陣”的布設方法，就是從頭到尾把自己所有的兵力都布成一個一個的小方陣，小方陣前后銜接，綿長逶迤，主要用于防守。這種陣型最大的優勢是相互配合非常靈敏。攻擊它的中央部位，如果力度不大，它的頭部和尾部的兵力都會包圍過來，迅速割裂對手的兵力；攻擊它的尾部，它的頭部和中央又會對對方翼側實施攻擊；攻擊它的頭部，它的尾部和中央又會從對方翼側實施攻擊。

　　蛇雖狠毒，但和世上的任何事物一樣，終有破解。“蛇打七寸”，七寸恰指蛇的中心要害，一字長蛇陣的中心部位，也叫蛇膽，就是軍陣的中央，即指揮核心，只要攻克指揮核心，一字長蛇陣就失去了威力。

　　公元589年，隋朝為實施南北統一，兵臨陳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陳軍幾乎動用了所有的兵力，在城外部署了一字長蛇陣。隋將賀若弼得知后，只派500人對軍陣實施攻擊，但初戰失利。之后，他通過縱煙來掩護自己的部隊撤退，又繼續組織更大的兵力對陳軍的中央部位實施攻擊，破掉了陳軍的一字長蛇陣，攻占陳國首都。

　　南宋時期，北方草原上突然崛起一支縱橫馳騁的力量，并在此后的百余年間，南征北戰，極大地改變了當時的世界政治地理格局，這就是成吉思汗及他的一批繼任者們所率領的蒙古軍。

　　蒙古軍作戰十分驃悍，其騎兵更是世界軍事史上少有的“飛行軍”，攻守轉換的能力都極快。蒙古軍常采用的陣法是“魚鱗陣”。魚鱗陣因用兵的分層次形似魚鱗而得名，實質上，它就是分層次用兵的戰斗隊形。部隊一般分3～5個層次，前面的兵力較少，后面的兵力遞增式越來越大，這3～5層的兵力，會分層次進行攻擊。

　　魚鱗陣在西方也出現過，但以成吉思汗創立的大魚鱗陣最為典型。成吉思汗的大魚鱗陣的最前方是用兵較少的先鋒陣，之后是兵力更多、力量更強的第二、第三梯隊。先鋒陣首先對敵方隊形進行襲擾，如果敵方戰斗隊形沒有混亂，第二層、第三層部隊的沖擊會隨即展開，一旦沖擊奏效，敵方軍陣混亂，那么，主帥會率全部力量沖向敵方，予以全部殲滅。如果在幾次攻擊后，軍陣仍沒有奏效，則會采取后退的方式，引誘對方的戰斗隊形向前突出。而在突出的過程中，對方的一些弱點就會暴露出來，找準這些弱點，再返頭痛擊，是成吉思汗大魚鱗陣的優勢。

　　成吉思汗成就了一段傳奇與神話，然而，“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大起大落的風云散后，大魚鱗陣撲滿了落寞之塵。

　　明朝開國以來，戰爭與和平的歷史大劇，一直在遼闊的北方上演著。直到100年后，北方才逐漸平靜，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直以來都十分平靜的東南沿海出了大亂子，倭患使朝廷寢食難安。

　　史料記載，明代倭患起源于明初期，這一時期，日本正處于“南北朝”分裂時期，一些失意的日本武士常到中國沿海擄掠騷擾。幾十年后，由武士、浪人和商人形成的海盜集團，規模已經十分龐大。由于明朝實行海禁政策，很多守著寬闊的海岸線卻毫無出路的中國人為了生存，也加入了倭寇組織。加之明朝政治腐敗，邊防松弛，倭患更加嚴重。

　　就在此時，戚繼光出現了。但掃倭的重任落在戚繼光肩上后，他很快發現，明朝給他配備的軍隊，不僅士氣低落，而且劣習眾多。他于是在浙江金華先后招募了兩萬多名質樸的礦工和農民，編練新軍。為適應沿海地形的作戰，增加對倭寇的針對性，戚繼光發明了一種集體互助的戰術陣法--鴛鴦陣。

　　江浙一帶以水洼稻田為主，與有寬大平原的北方不同，不適于騎兵大規模集團沖鋒。有鑒于此，新創的鴛鴦陣，重“長短兵器的結合”、“冷兵器與火器的結合”，它以12人為一隊，居前一人為隊長，次二人持盾牌，再次二人持狼筅，第四列四人持長槍，第五列二人持短兵器，末一人為火兵。狼筅這種兵器，是以大毛竹的上截和連旁的附枝節為主體，毛竹粗二尺，長一丈五六，利刃在頂長一尺，用來騷擾對方。所謂火兵，是指專事發射火箭或炸藥的士兵。

　　根據不同的地形，戚繼光的鴛鴦陣還分為大鴛鴦陣和小鴛鴦陣，大鴛鴦陣由數個小鴛鴦陣組成，在江浙一帶可謂如魚得水。其實，鴛鴦陣的奧妙就在于，通過士兵間的相互配合，來抵消單兵作戰能力上的不足。

　　御制陣法與奇門遁甲

　　劉慶研究員一直向我強調，中國古代的陣法不可能如文學、戲曲和影視作品中那樣復雜，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奉行“兵農合一”的兵役政策，農民平時在家生產，戰時才應召入伍。至于那些職業軍人，也要承擔繁重的屯田任務。所以，他們每年用于操練陣法的時間十分有限，只有簡單實用的陣式，才能在短時間內為人所掌握和運用。至于一些過于華麗的陣法，主要用于應付皇帝的檢閱和將軍的巡視，雖然炫目，但真正的交鋒價值并不大。

　　不過，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有人發明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陣法，甚至還將陣法加以神秘化。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本是后周的一員武將，依靠政變黃袍加身，頗有些軍事才能。但皇位傳到他的弟弟趙光義手中后，情況就大不一樣了。趙光義是個缺少軍事才能卻又頗為自負的人，他把趙匡胤所確立的高度中央集權的軍事體制，也貫徹到排兵布陣這樣的具體事務中。本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據戰場上敵我雙方不斷變化的情況隨時做出調整，乃是作戰指揮的起碼要求，但幽居深宮的趙光義卻在每次出兵前，都將制定好的陣圖授予主將，令其遵照執行，還派出文官隨行監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這些陣法中，有很多都是由完全不懂軍事的文官枯坐在書房中硬生生地想象出來的。比如，在宋人編纂的兵書《武經總要》中，就專門介紹了“本朝八陣法”、“本朝常陣制”等各種中看不中用的陣法。

　　宋朝皇帝這種御制陣圖遙控指揮的做法，在當時就已經受到人們的強烈攻擊。在實際作戰中，宋朝將領也往往對御制軍陣進行抵制。比如，在宋遼滿城之戰中，宋江趙延進就冒著違詔改陣的罪名，將按圖布成、兵力分散的八陣，變為了兩陣，避免了被遼軍鐵騎圍殲的慘劇。

　　更有甚者，在唐宋以后，還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將愈演愈烈的奇門遁甲之術附會到陣法之中，使得在普通人眼里原本就很奇妙的陣法，更是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這也成為后世文學故事中形形色色有關陣法的故事的來源。

　　古人大多迷信，常年帶兵打仗的將領們也不例外，他們時常將一些超自然因素看做運兵打仗成敗的原因之一。不僅如此，在中國古代，道家與兵家自春秋戰國時代起，關系就非常密切，道家鼻祖老子在《道德經》中就論述了很多用兵的道理，這也為陣法的神秘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些人在論兵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將道家的某些學說貫注到兵法之中。例如，唐代兵學家李筌號達觀子，在他的《太白陰經》中把八陣的天、地、鳳、云、龍、虎、鳥、蛇各陣，與奇門遁甲的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各門，一一對應起來，又把五陣的直、方、銳、曲、圓，與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一一對應起來，以說明各陣間的生克關系。

　　這種穿鑿附會的現象，到了明代愈發嚴重，甚至誕生出了所謂太乙八陣圖、太乙方陣圖、六甲陣等諸多稀奇古怪的陣法。這些陣法與時辰、方位、星宿等密切相關，我們比較熟悉的八陣就被分成了4個生門和4個死門。制陣者稱，如果不明奧妙的人從死門入陣，則必然全軍覆沒；如果不按照特定的時間從特定的方向攻陣，甚至帶兵將領的生辰與攻陣日期和所攻之門五行不相符，也一定會大敗而歸。

　　這些故弄玄虛的理論，顯然已經與陣法簡單明了、易于實戰的初衷相去甚遠，成為了純粹紙面上的圖形游戲。

　　真正懂得陣法的軍事家自然不會相信這些歪理邪說，發明出“六花陣”的李靖在與唐太宗討論陣法時，就對奇門遁甲之術嗤之以鼻。但有趣的是，李靖并不完全排斥奇門遁甲之術，因為這些充滿了神秘色彩的理論雖然沒有什么實用價值，卻可以用來迷惑和震懾對手，或者鼓舞本方士兵的士氣，起到心理戰的作用。

　　這樣的例子在古代戰爭史上舉不勝舉。宋代名將狄青在攻打廣西昆侖關之前，軍隊中瘟疫盛行，士兵們又都覺得敵人強大，因而士氣十分低落。狄青于是告訴他們說，他已經求過神了，如果他把手里的一大把銅錢全部扔到天上去，落下的每一枚銅錢都是正面朝上，就表明神會庇護軍隊獲勝，如果有一枚銅錢背面朝上，那么他會立即撤軍。之后，狄青將銅錢拋上天去。銅錢落下后，士兵們驚呆了，所有的銅錢都正面朝上。頃刻間，全軍群情激昂，士氣高漲。狄青下令用釘子把所有的銅錢都釘在地下，等打完勝仗回來再取。隨后，他帶領士兵迅速出擊，不久便凱旋而歸。待取出銅錢后，士兵們恍然大悟：所有的銅錢都是特制的，兩面都朝上！

　　可見，奇門遁甲的本質類似于一種魔術中的障眼法，就是在知道底牌的前提下，仍然神秘兮兮地故弄玄虛。當然，玩弄這些伎倆的基本條件是，一定要像狄青一樣清楚自己的底牌，否則會殃及自身。宋欽宗時就有這樣一個例子。當北宋都城汴梁被金朝數萬大軍包圍后，眼看江山傾頹，宋欽宗聽信了郭經會六甲神兵之言，將北宋的命運交付與他。郭經于是找了一萬個士兵，穿上特制的天兵天將服，大開城門，出去與金軍對壘。結果金軍一看，求之不得，樂不可支。他們正琢磨著如何打開城門，現在宋軍倒主動把城門打開了，借這個機會，他們一擁而上，把六甲神兵統統消滅，一舉攻占了開封。

　　文字中的軍陣總是很神秘，但文字之外的真正軍陣，卻并不神秘。神秘多來自記錄者或傳述者的有意無意的夸張，于是，軍陣往往演化為傳奇，進而又演化為神話。劉慶認為，當下應該還陣法以本來面目了。但在他的研究過程中，他發現，還是有一些人想繼續渲染陣法的神秘化傾向，他在電視臺錄制節目時，也曾遇到過這樣的情況。由于劉研究員對這種誤解很重視，我便向他強調了我的歷史學專業背景以及對歷史的尊重。他向我鄭重地點了點頭。

　　“這其實應該被稱為陣法文化”。沉思片刻，他又說。

　　陣法將徹底退隱？

　　宋、元、明時期，甚至在清朝中期，中國還是一個以冷兵器為主、以火器為輔的時代。隨著西方火器東漸，尤其在進入了機械化戰爭的時代以后，中國固守了數千年的軍陣開始走向衰落，新的軍陣應運而生，它以火力集中、打擊力集中為特點的布陣方式，取締了傳統的以兵力密集為特點的軍陣。

　　在19世紀50年代爆發的太平天國戰爭中，戰場上的雙方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傳統陣法的限制。太平軍的“百鳥陣”是專為減少敵方火力殺傷所創造出的陣型。它采用小分隊形式，通常以25人為一隊，各分隊如百鳥星羅棋布，從四面八方同時向敵人進攻。而太平軍的對手湘軍和淮軍，則吸取了戚繼光陣法思想的精華，以橫隊隊形為主，甚至也出現了向現代意義上的散兵線轉化的趨勢。

　　但在隨后的甲午戰爭中遭到慘敗之后，傳統陣法已經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雖然如此，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在今天的戰爭里，仍然可以從某種角度或者某個側面看出古代軍陣的一些影子。”劉慶這樣對我說，“很典型的就是，在坦克被發明之后，它主要是掩護步兵來攻克對方的陣地……這種時候，坦克從某種意義上就是掩護步兵前進的一個裝甲或盾牌，會移動的盾牌。”

　　科技改變了戰爭的外在形式，現代戰爭中的某些排兵布陣，雖然與古代軍陣似曾相識或一脈相承，但畢竟已有較大改變。那么，隨著各國核彈、槍械、軍用飛機等的競賽式發展，陣法是否將徹底退隱到歷史深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