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2月10日電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杰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時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鄧力群簡歷

鄧力群，1915年生于湖南桂東。

1935年參加革命。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5年擔任北平學生聯合會執行委員，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區隊長、總隊部代理組織部部長，中共區委干事。

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曾任北平學生聯合會執行委員，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部代理組織部部長。

1937年擔任延安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秘書、教員，馬列學院教育處處長、院總支副書記，馬列研究院黨委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組長、中央材料室秘書、研究員。

1938年后任延安馬列學院教育處處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組長。

1945年后擔任中共吉北地委宣傳部部長，榆樹縣委副書記，東北財委辦公室副主任，遼寧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1949年作為中央特派員參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活動。新中國成立后，曾先后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書長、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組長，《紅旗》雜志常務編委、秘書長、副總編。

1975年后擔任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負責人，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90年后擔任中共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生前最后公開報道

2014年8月27日，新疆自治區黨委將在烏魯木齊召開紀念阿合買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羅志五位烈士犧牲65周年座談會。鄧力群致信新疆自治區黨委，表示他對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深深懷念，對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親屬誠摯的問候。

鄧力群在信中回憶了五位烈士的功績，以及自己在新疆的工作，“1949年8月中旬，黨中央為了粉碎帝國主義企圖把新疆從中國版圖上分裂出去的陰謀，派我從莫斯科秘密到達新疆伊寧，以中共中央聯絡員的身份，聯絡新疆各方進步力量，推動新疆和平解放。”

曾孤身入疆勸降國民黨

1949年彭德懷的一野翻越祁連雪山，直插河西走廊的張掖，進至酒泉，威逼玉門關，直叩新疆大門。關鍵時刻，中共中央聯絡員鄧力群攜帶專用通訊器材，取道莫斯科，經新疆伊犁秘密來到迪化，介紹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和黨中央、毛主席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張，成功說服包爾漢、陶峙岳歸順中央。

包爾漢親自到機場把鄧力群接到了自己的家里。鄧力群成為包爾漢、陶峙岳與黨中央、毛主席聯絡的通道，幾番電報往來，堅定了他們和平起義的決心。鄧力群還與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領導人、迪化市地下黨負責人等方面建立聯系，為中央決策提供參考。

1959年，毛澤東在杭州與胡繩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和毛澤東一起讀書的日子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與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鄧力群每天下午作記錄，離開杭州前，將已讀部分的談話記錄整理成冊，加上了一個標題：《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交給中央辦公廳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鄧力群說：我有幸聆聽毛主席的談話，數十多年來，魂牽夢繞，一直為整理、編輯、出版毛主席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做工作，沒有放下。

我感到，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批注，飽含著他獨創性的理論成果，主要是政治經濟學，同時也涉及哲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歷史科學等諸多學科。

我認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談話和批注，是繼《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后，毛主席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結合蘇聯42年的歷史和現實，新中國10年的歷史和現實，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啟迪后人的卓越見解。它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應該結合1959年以后的實踐和現實的情況進行檢驗，看毛主席那時講的這一套，哪些講得對，哪些講錯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給我們揭示了哪些問題，提供了哪些見解，可以給我們啟示，值得長期思索、考慮，實踐、探索。同時，他聯系歷史和現實，總結經驗教訓、探索執政規律的方法，也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

鄧小平的“患難之交”及老部下

“文革”末期，鄧小平發起整頓，與“四人幫”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鄧小平1975年復出時，任職于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的鄧力群曾是其著名理論智囊以及筆桿子，曾根據鄧小平多次講話精神，主持撰寫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體現了鄧小平用“三項指示為綱”做指導領導整頓的理念。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后，《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被作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發全黨批判。鄧力群當著清查者的面，在題目上畫一個圈，一條直線劃下來，簽上“鄧力群”的名字。他表示：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話，每個標點，都由我負責；上面沒有布置，具體參加工作的同志也沒有責任。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鄧力群可謂是小平同志的“患難之交”以及老部下。

“姓社姓資”之爭

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鄧力群的長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文章說，全國人民面臨著“雙重任務——階級斗爭與全面建設”。這就把基本路線規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了兩個中心，非但如此，階級斗爭還排在經濟建設的前面。鄧力群說：“只有正確估量和進行階級斗爭，才能保證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

鄧力群在這個敏感時刻提出這樣的重大理論修正。鄧力群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的十三大上，在中央委員差額選舉中落選，緊接著，又在中顧委常委選舉中落選。鄧力群所著回憶錄《十二個春秋》說，中委和中顧委常委落選，對我有刺激。鄧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體中發揮了越來越顯著的核心作用。

《真理的追求》7月號發表《重提姓社與姓資》。文章說：“改革要不要問姓社姓資，就是改革要不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通俗表達。”“所謂改革不要問姓社姓資，本來是精英們為了暗度陳倉而釋放的煙霧彈。”

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發表《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文章說：“我們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界限，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關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通俗的說法，就是問一問姓社姓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改革開放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避免重大錯誤。”

8月20日出版的《當代思潮》發表《為何不能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說：“我們不應該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時，一聽到群眾要問姓社還是姓資，就認為是‘新的思想僵滯’……如果把群眾的革命本能，輕率地歸之為‘新的思想僵滯’，會不會壓抑群眾對資本主義復辟的警惕性和愛國主義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文章說：“我們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殺兩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資姓社。”“在改革問題上的兩種主張、兩個方向即兩條道路的斗爭，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繼續。”

10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掌握處理矛盾的主動權》。文章重申鄧力群的觀點，說當前我國的階級斗爭，“比建國以來任何時期都要鮮明、激烈、尖銳”。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發表《大力加強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培訓工作》。文章提醒各級干部說：“我們有些同志，對改革的正確方向認識模糊，不能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來對待改革，劃不清兩種改革觀的基本界限，甚至連姓社姓資都不管不顧了，這是十分危險的。”

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談話前一刻，鄧力群還是強硬之極。

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論動態》刊出他以“華之俏”為筆名撰寫的《反和平演變三論》。這篇文章繼續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調，宣揚以反對和平演變為中心。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的焦點、中心，還是個政權問題。”“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階級矛盾還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斗爭還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爭還存在，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來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頑強地表現自己……我們要進行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要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

董輔礽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十四章說，由于左傾思潮的影響，私營企業人心惶惶。1989年，全國個體戶減少到1234萬戶，從業人員減少到1943萬人，分別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營企業則減少了50%。

從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長一直徘徊在5%左右。

當時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明瑜和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等人，先后把左傾思潮嚴重泛濫的相關情況收集起來，報告給鄧小平。

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談話的聲音再一次震動了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