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新發展格局的形成過程中，宏觀政策調控也要服務于此大環境而調整。正如政治局會議所提出的，“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

　　于貨幣政策而言，不少分析人士認為，在跨周期以及長期均衡的原則指導下，貨幣政策將突出表現為總量適度、結構寬松；對制造業、中小微企業實現寬信用、降成本的精準滴灌，但也避免流動性的全面放松以及由此引發的金融風險。同時，金融領域尤其是資本市場的深化改革開放，將為雙循環提供重要助力。

　　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將發揮更大作用

　　受突如其來的疫情沖擊，上半年的貨幣政策集中表現為寬貨幣寬信用的應急模式。三次降準，總計向金融機構釋放長期資金約1.75萬億元；引導逆回購、MLF和LPR利率多次下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以防止市場流動性不足和超預期波動等風險。

　　應急模式下果斷寬松的逆周期調節，帶來了顯著的信用擴張效果。6月末，廣義貨幣(M2)增速同比增長11.1%，實現連續4個月雙位數增長；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20.83萬億元，創歷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同期多6.22萬億元。

　　但應急模式下的總量寬松不能長期使用，及時退出體現的就是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長期均衡。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表示，本次政治局會議特別強調宏觀調控跨周期的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均衡，也是因為前期超寬松的流動性、信貸投放背景下導致了杠桿率水平快速抬升、房價出現一定幅度上漲，政策重拾防風險議題。雖然貨幣表態邊際收緊，但實際上貨幣調整早于政策表態，從近期央行的流動性操作來看，當前的資金面基本上已經調整到位，加上仍然有推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行的目標，貨幣政策中期內仍然將以穩為主。

　　光大證券首席銀行業分析師王一峰對記者表示，政治局會議提出“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決定了短期刺激政策應適時退出，重點在于中長期結構調整。從政治局會議對貨幣政策的表態看，未來貨幣政策更加強調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下半年，貨幣政策將從“總量管夠”變為“總量適度”，同時繼續堅持融資成本明顯下降、支持實體經濟。

　　王一峰預計，為實現“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央行的操作手段或是豐富和強化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考核。例如，從壓縮貸款實際利率在LPR基礎上的綜合加點幅度、考核存量貸款浮動利率換錨進展、考核創新存款壓降節奏等三個方面強化，引導存貸款利率下行。同時，為實現制造業貸款、中小企業貸款增長，促進“貨幣政策同就業、產業、區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應”，預計監管將設定制造業信用貸款和中長期貸款增長、小微企業信貸考核等指標。

　　金融改革開放助力雙循環

　　在當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的時代背景下，深化“國內大循環”既是對逆全球化的未雨綢繆，也可起到防風險和補短板的效果。明明表示，在當前全球經濟放緩、逆全球化端倪顯現、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環境之下，過度依賴外需難以為繼，更需要雙循環(特別是國內大循環)接力，以維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同時，考慮到中國龐大的經濟發展潛力和完備的工業體系，也有發展國內大循環的經濟基礎。但國內大循環并非完全摒棄國際分工，也不意味著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轉向。

　　如果說貨幣政策更加注重總量適度、結構寬松，意在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平衡，那么在金融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則是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新格局的重要一環。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表示，雙循環的互動基礎仍是改革開放，通過制度創新推動關鍵領域改革將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激活金融將助力雙循環對接，充分釋放鯰魚效應和財富效應。

　　更為重要的是，金融領域中的資本市場改革將擔當重要角色。華泰證券研報稱，資本市場是構建雙循環體系的樞紐平臺。產業結構的升級需要融資體系的轉型來實現，通過產業資本證券化、社會財富金融化來構建內部循環，以更大力度的對外開放貫通外部循環，實現“走出去”與“引進來”的雙向互聯互通。資本市場與新經濟互為促進，利于打通新經濟崛起全流程鏈條，創新產業發展反哺資本市場。

　　程實表示，金融改革開放既是適應于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實際需要，也是回歸本源與實體經濟形成良性互動，并通過激活金融市場推動資源有效配置、保障居民分享經濟發展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