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收官前夜 陷入焦慮中的網貸行業該怎么走?
清退后半場
多個跡象表明,網貸清退整治將進入最后收官階段。
一方面是多地區加速取締。據北京商報記者9月16日不完全統計,當前,國內各地針對網貸風險專項整治都在加快推進,至少已有19個省市官宣全面取締網貸業務,并開啟了后續的處置工作。
一方面是運營機構的銳減。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有關負責人9月14日通報稱,截至2020年8月末,全國在運營網貸機構僅剩15家,比2019年初下降99%;借貸余額下降84%;出借人下降88%;借款人下降73%。機構數量、借貸規模及參與人數已連續26個月下降。
這一通報內容再次給網貸行業敲了警鐘。不久前,央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還曾公布,2020年6月底有29家網貸機構在運營。而僅僅兩個月,為數不多的網貸在運營機構再次減半。不少業內人士唏噓:再過兩個月網貸機構是否將減至個位數?
此外,監管對清退工作也有表態。郭樹清曾表示,可能到今年底,專項整治工作就會基本結束,轉入“常規的監管”。而9月14日的銀保監會新聞通氣會上也提出,下一步,銀保監會要繼續深入徹底開展網絡借貸風險整治,如期完成整治收官工作。
“自2015年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啟動至今,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推進在宏觀層面已經取得了較為顯著實質性的成效,網貸機構數量、借貸規模、參與人數顯著下降,基本符合預期。” 北京市網絡法學會副秘書長車寧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麻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蘇筱芮同樣認為,這一清退進度基本符合市場預期,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內容,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重要組成,在攻堅戰即將收官的2020年,預計網貸機構數量在年底有望“清零”。
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則稱,目前,雖然網貸出清速度快,但剩余15家涉及出借人群體龐大,有較大社會影響,后續仍需要時間抽絲剝繭,有策略有步驟地逐漸出清,不宜罔顧風險一次性出清。
另對網貸平臺,肖颯進一步稱,“實踐中,我們發現大量總監級別以上的管理層員工,在離職2-3年后還被當作犯罪嫌疑人抓捕,我們還是建議僅剩的15家網貸平臺千萬不要觸及刑法紅線,爭取軟著陸”。
機構承壓
網貸清退的另一面,如何實現轉型仍是業內的關注點。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9月11日,江西省一家由網貸轉型成小貸的機構——贛州發展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正式注冊成立,這也是江西省誕生的第一家成功轉型的機構。
此外,8月29日,北京網貸平臺眾信金融發布公告稱,經與監管機構密切溝通,為進一步加速推進平臺轉型小貸,決定提前全額兌付未到期項目。從目前公開信息看,這也是北京首家為加速推進轉型小貸而實現“提前全額兌付”的網貸公司。
不過,盡管全國已有網貸成功“上岸”小貸,也有網貸機構轉型取得重大突破,但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更多機構還在焦慮如何全身而退,一面是經營、運維承壓,另一面是催收回款較為吃力,平臺已處在生死線邊緣。
不得不說,臨近“清零”,網貸轉型的“焦慮癥”也在加重。9月16日,北京商報記者在采訪過程中發現,一提到退出、轉型進展,多家機構諱莫如深,大部分不愿意提及此事。至于如何轉型,多數機構表示,目前仍在按監管的指引有序安排,依據相關監管政策規定開展業務。
不過,上海一家機構人士稱轉型已取得顯著進展,今年上半年所有新增資金100%來自機構資金,已經成功從網貸機構轉型為一家擁有多個戰略機構合作伙伴且增長潛力巨大的金融科技公司。該人士向北京商報記者透露,“上海網貸基本轉型得差不多了,轉不了的也大多數清退了”。
也有一網貸機構從業人士向北京商報記者稱要“堅挺到最后一刻”。該人士稱,“我們也同時做好了停標準備,機構資金也還在沖量,能轉助貸就轉助貸,轉小貸目前還沒考慮”。
“其實,網貸平臺轉消費金融公司也是一條路子,但受8月20日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的影響,如今消費金融公司的日子并不好過。”肖颯向北京商報記者坦言,以往,賺快錢、大錢的日子不復存在了,如今市場參與主體要學會賺慢錢、小錢。
目前的現狀是,盡管網貸機構紛紛表明轉型意愿,但不乏有機構在執行中無實際進展,還有機構盡管已經開始準備工作,但也遇到重重阻力。
其中,在債權債務關系處理層面,車寧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網貸平臺已有的存量風險并不會伴隨平臺數量的減少而得到迅速化解,兌付難依然是普遍現象。出借人資金仍舊難以收回,存量風險的處置任務依然艱巨,如何妥善處置存量風險將隨之成為后續網貸整治工作的要點。
誠然,網貸機構退出不能“一退了之”,還應持續關注存量資產維護與處置工作,包括借款項目的還款以及出借人的兌付等。蘇筱芮稱,在出借端方面,要積極與出借人開展良好溝通,如實說明平臺目前的財務狀況,及時公開存量項目的催收和兌付進度;在借款端方面,存量資產的處置一方面要加強借款人逃廢債行為的管理,積極對接央行征信與百行征信,另一方面則需綜合考慮轉讓、第三方專業清收等方式來加快變現進度。
如何求生
“從法律角度來看,網貸本質上仍屬于民間借貸范疇,網貸機構的法律定位在于信息中介,而事實上又或多或少發揮了信用中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出借人與借款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此類風險的按時、妥善處置是未來平臺轉型的主要掣肘。”談及網貸機構后續,車寧如是談道。
在他看來,這一掣肘化解的關鍵還在于切實保障出借人的合法權益,核心應圍繞合同履行之契約精神采取措施,厘清各方法律關系及權利義務,促使借款人積極履行義務,使得出借人能夠實現其所享有的債權,有序維護其合法權益。
另對轉型一事,蘇筱芮指出,有望成功轉型的機構,分別在三方面有所專長:一是獲客與場景,在獲客上擁有專長的機構可以轉型導流,例如貸款超市等,也有一些有自營場景的機構轉型后專做電商;二是風控技術,一些網貸機構在多年運營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零售客戶資源和風控技術,轉型成為金融科技公司;三是獲取金融牌照,例如小貸牌照、消金牌照、民營銀行牌照等。
車寧同樣認為,擁有優質股東資源、歷史包袱較小或可控,具有技術、流量、場景甚至有經驗積累的企業更容易轉型。“未來方向應恪守經營范圍邊界,積累發揮比較優勢,主動賦能金融機構,同時吸取網貸風險經驗教訓,重點關注客戶與服務的適當性以及經營的可持續性。”車寧稱。
對于網貸機構后續發展,蘇筱芮建議,機構應盡早定下轉型方向,最高法民間借貸利率紅線下調以后,一些主做次級客群的持牌金融機構也面臨著較大壓力,持牌雖然看起來“高大上”,但未必是最佳方案,機構應當根據自有實力和歷史資源積累選擇細分賽道,探索出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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