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不愿生、不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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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國人口面臨出生人口數量下降、婚育年齡繼續推遲、育齡婦女生育意愿持續降低、人口發展特征存在較大區域和城鄉差異等形勢特點。專家認為，要解決“不愿生、不敢生”問題，嬰幼兒照護服務公共政策干預刻不容緩，需要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宜早不宜晚，著力點不僅在于激發生育意愿、增加人口數量，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要以提高人口素質作為重要的前提導向。”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黨中央常務副主席何維在近日召開的中國人口與發展論壇上表示，要解決好群眾關心的科學養育問題，保證育齡人群生足生好。

　　何維指出，目前我國人口面臨的形勢特點是：全面二孩政策的累積效應快速釋放，出生人口數量有下降的趨勢，人口結構性矛盾進一步凸顯；育齡婦女規模逐漸減少，婚育年齡繼續推遲，育齡婦女生育意愿持續降低；我國人口發展特征存在著較大的區域和城鄉差異。在服務上，區域、城鄉的差異也比較顯著。

　　會上，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表示，“十四五”時期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的生育水平還有繼續走低的趨勢，需要著力解決群眾“不愿意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問題，努力實現較好的生育水平。

　　嬰幼兒照護服務供給不足

　　據了解，“十四五”我國生育旺盛期婦女每年減少約620萬，平均初婚初育年齡出現不同程度的推遲，35歲以上高齡產婦的比例有所上升。這些共同成為出生人口規模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時，隨著90后、00后成為生育主體，年輕一代延遲婚育、不婚不育的現象普遍，婚育意愿明顯低于70后、80后。

　　但在欠發達地區，尤其是深度貧困地區卻仍面臨人口過快增長的問題。2019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34‰，深度貧困的212個縣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這些地區的醫療服務保障、生育保障的水平還是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整體而言，0～3歲嬰幼兒照護服務供給不足問題依舊突出，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李偉強調，由于家庭貧困、父母外出打工、單親、撫養人教育水平低、公共服務不完善而缺乏適當的營養、必要的養育和教育機會等因素，相當多的兒童處于成長環境不利狀態；對他們如果沒有公共政策干預，大多數就可能因人力資本積累不足，成年后如父輩一樣再陷入貧困，從而延續所謂貧困代際傳遞，這是讓人十分擔憂和揪心的事情。

　　公共政策干預刻不容緩

　　目前，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人數合計超過4700萬。家庭養育矛盾日益凸顯，群眾關于生養經濟成本高、無人照看、影響職業發展等方面的后顧之憂，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據最近全國婦聯組織開展的對5000多名嬰幼兒的調查顯示：貧困地區兒童綜合發展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城市兒童的差距有拉大趨勢；86.4%的嬰幼兒沒有接受過任何早期養育和照護的相關服務，家庭養育環境很差。

　　2019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各地積極行動探索實踐，商業綜合體嵌入、社區辦點、幼兒園延伸、家庭“鄰托”、企業福利等多元服務模式興起。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于學軍表示，從需求側看，目前只有一小部分的托育服務能得到滿足，許多母親由于沒有人照料孩子不得不中斷就業，還有很多家庭因為無人照料嬰幼兒而放棄想再生一個孩子的想法。從供給側看，我國相關領域的法律法規系統規劃還是空白，政策標準規范還要進一步完善，普惠性的嬰幼兒照護服務嚴重不足，嬰幼兒照護服務的隊伍建設也亟待進一步加強，綜合監管的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嬰幼兒照護機構抵御風險的能力比較薄弱等等。

　　李偉認為，對貧困地區嬰幼兒照護服務的公共政策干預已經刻不容緩。“十四五”時期，可考慮將欠發達地區嬰幼兒照護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同時，充分發揮計生協、公益基金會等組織的作用，積極探索多樣化、全覆蓋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模式。

　　營造生育友好社會環境

　　王培安指出，解決“不愿生”的問題，關鍵是積極倡導將應對高齡少子化確立為基本國策。完善頂層設計和制度建設，制定與基本國策地位相適應的、完備的法規制度保障體系，健全完善配套的生育、教育、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及產業發展等方面的政策體系。

　　解決“不敢生”的問題，王培安認為需要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

　　大力發展嬰幼兒照護服務。突出補短板，將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圍，將托育服務體系作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在出生人口減少、學前教育資源有富余的地區，鼓勵“托幼一體化”，推動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將2至3歲幼兒托育服務納入以公立機構為主的普惠型學前教育服務體系。

　　完善家庭福利政策。將家庭作為基本的福利單元，推動出臺相關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研究將0至3歲托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抵扣范圍，探索建立育兒補貼制度，減輕家庭育兒經濟壓力。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現代家政服務，擴大普惠型服務的覆蓋范圍。

　　優化產假、育兒假制度。推行女性就業保障和性別平等制度，適當增加配偶護理假、家庭養育假等育兒假期，鼓勵男性參與子女照料，鼓勵家庭育兒的代際支持，創造家庭共同承擔養育責任的良好氛圍。鼓勵有條件的企業，支持職工帶薪休假，探索彈性工作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