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年，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多次點名“高價彩禮”，從中央到地方，積極推動婚俗改革實驗區建設，“低彩禮”“零彩禮”悄然成風，高價彩禮得到一定遏制，群眾在婚嫁中的支出負擔明顯減輕，摒棄婚嫁陋俗正成為更多人的共識與行動。

　　高價“禮”變味

　　今年春節過后，踏上返崗歸途，來自中部地區農村的王先生內心有些焦慮：年過30的他又被家里催婚了。

　　“在老家，我確實是大齡青年了，可現在找對象、結婚也沒那么容易。”王先生坦言，在當地，男方打算結婚，一般要備好房、車，還要出一筆彩禮。彩禮金額大致20萬元，全部加起來至少六七十萬元。

　　王先生算了一筆賬：每月打工掙6000多元，一年存下三四萬元。如果僅靠自己打工，很難在短期內攢夠這筆費用。

　　生在北方某縣城的小劉面臨和王先生類似的煩惱。在小劉的家鄉，彩禮數也在20萬元上下，但當地很多人家有攀比心理。“對男方來說，如果誰家彩禮少，很沒有面子；對女方而言，彩禮越高，就覺得嫁的閨女越厲害。”小王說，正是基于這種心理，彩禮超“行情”的情況并不少見。

　　很長一個時期，一些地方的彩禮居高不下，甚至出現了越是偏遠山區彩禮越高的怪象。個別地區還流行“萬紫千紅一片綠”“三斤三兩”的說法：前者指1萬張5元鈔票、1000張100元鈔票和1張50元鈔票；后者指三斤三兩的100元鈔票。

　　高價彩禮讓“禮”變了味。“作為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婚俗禮儀，彩禮有一定合理性，但‘高價’顯然超出了人們的承受能力。”東南大學社會學系講師趙浩指出，高價彩禮很可能使部分農村家庭“因婚致貧”“因婚返貧”，進而產生家庭糾紛和代際矛盾。

　　“這是一種陋俗，也是對人的不尊重，與傳統婚禮內含相悖。”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彭林認為，“婚禮”的“禮”，是讓人們對結婚有敬重之心，認真對待婚姻。“婚禮是一件嚴肅的事，高價彩禮把這層含義沖淡了。”

　　高價彩禮為何難治？全國婦聯副主席吳海鷹表示，首要問題在思想觀念，“有些人認為，‘彩禮是女兒身價的標志，彩禮要得少會讓人笑話’。”有關數據也佐證了這一觀點。調查顯示，54.2%的人認為“好面子、隨大流”是索要高價彩禮的第一原因。

　　農村適婚青年“男多女少”，則進一步抬高了彩禮。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藍坊鎮魏家村村支書魏三忠介紹，嫁到城里的姑娘不少，到村里的卻寥寥無幾。目前，村里適婚青年中約七成都是男青年，面臨一定的“娶妻難”問題。

　　吳海鷹指出，“媒婆”等婚姻中介從彩禮中“抽成”也助推了彩禮金額走高。記者了解到，一些職業媒人為賺取中介費，慫恿女方父母索要“服裝購置費”“離娘錢”“菜水錢”等，并從高價彩禮中抽成10%甚至更多。

　　“低”“零”應提倡

　　前不久，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提出“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這是中央一號文件5年內第4次點名“高價彩禮”。

　　在江西省全南縣，玉舍村黨支部書記林太金結婚“零彩禮”這件事近日傳開了，打動了不少因高額彩禮而遲婚恐婚的年輕人。

　　“他多次在村中移風易俗宣講會上說支持‘零彩禮’，這次更以實際行動為村里人樹立了好榜樣！”村民們說。

　　“我和愛人相戀兩年，都認為，兩情相悅，能一起過好我們的小日子才是最大的幸福。”林太金表示。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過得幸福快樂。”林太金的岳母說，“零彩禮”嫁女兒，也是希望小兩口不要因為面子承擔債務，輕裝前行，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談到最近的婚俗新風，山西省襄垣縣付村村民王科和王靖深有體會。他們是村里第一對“零彩禮”夫妻。

　　2017年，由于父親重病，王科家里花光積蓄還欠了一筆外債。2019年夫妻倆準備結婚時，正逢縣里大力推動移風易俗。

　　“過去女方要十幾萬元的彩禮很普遍。”王靖說，但現在農村女性和男性一樣，有工作，能掙錢，況且兩人感情好是彩禮換不來的。婚后，兩人到縣城打拼，如今不但還清了欠債，還有了不少積蓄。

　　近年來，各地根據中央精神，對彩禮“限高”，“低彩禮”“零彩禮”漸成新風，治理取得一定成效——

　　河北省河間市，2021年4月至今年1月，全市共辦理新婚登記4726對，其中“低彩禮”“零彩禮”占比88%，每樁婚事花費比從前平均減少7萬元至15萬元；

　　甘肅省定西市，2022年6月至今，70%的出嫁方彩禮控制在5萬元以內，平均為4.9萬元，比之前下降了10.9%；

　　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移風易俗條例實施9個月內，制止10萬元以上彩禮528起，彩禮從平均30萬元降至10萬元以內。

　　河南省寧陵縣倡導彩禮不高于3萬元；寧夏涇源縣明確彩禮不超過6萬元，并逐年下降；山東省沂水縣楊莊鎮提倡不要彩禮或少要彩禮，一般不超過1萬元；江西省萍鄉市建議彩禮不超過3萬元……

　　很多地方還開展形式多樣的活動，為高價彩禮“降溫”，為愛“減負”。河南省杞縣連續多年舉辦新風尚集體婚禮。一對參與過集體婚禮的新人說：“我們的婚姻沒有高價彩禮的困擾，也沒有細枝末節的煩瑣，有的是余生白首、細水長流。”

　　江蘇省東臺市緊抓重點人群，建立公職人員婚前廉政談話、操辦婚嫁事宜報告備案、違規操辦婚嫁事宜歪風查辦三項制度，引導黨員干部帶頭做到婚事新辦、簡辦、廉辦。

　　共建文明鄉風

　　陜西省寶雞市金臺區大槐樹村村民張盼至今仍記得，自己曾因彩禮發過愁。根據習俗，彩禮金額一般在12萬元至15萬元之間。后來多虧當地紅白理事會的調解、勸說，彩禮降至6萬元。

　　政策的不斷落地實施，使高價彩禮在部分地區得到抑制，婚事花費也大幅降低，但高價彩禮在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如何建立治理高價彩禮的長效機制？

　　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靳小怡認為，對高價彩禮的治理應是綜合性的，既要從婚宴、彩禮金額的規定性政策入手，也要在促進家庭和諧、保護女性權益、樹立正確的奮斗觀與愛情觀上下功夫。

　　吳海鷹表示，要廣泛開展移風易俗宣傳教育，培樹一批群眾身邊自覺抵制高價彩禮的家庭典型，并大力宣揚“不要彩禮要幸福”“婚后共同奮斗”的婚戀觀，形成抵制高價彩禮的強大輿論氛圍。她還建議制訂具體約束性標準，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出臺相關地方性法規。

　　“鄉村的情況非常復雜，不能一概而論，需要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趙浩說，“天價彩禮”，或與村里男女比例失衡有關，或與養老關系密切，“我們只有找到每個地區高價彩禮盛行的具體原因，才能真正解決它”。

　　“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來源比較少，彩禮起著家庭經濟保障等多重作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馬春華指出，要重視高價彩禮背后的經濟邏輯，建議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推動養老、就業和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均衡化，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要優化服務舉措，完善相關激勵機制。”吳海鷹建議：搭建公益婚介平臺，為未婚男女提供免費婚介服務；完善婚嫁新風禮遇激勵機制，為“低彩禮”“零彩禮”者提供集體婚禮、免費體檢、創業擔保貸款等暖心支持服務；支持村委會繼續用好“紅黑榜”“積分超市”等治理方式，激發村民參與鄉風文明建設內生動力。

　　“治理高價彩禮，需要我國傳統婚禮道德精神的回歸。”彭林認為，高價彩禮盛行反映了部分家庭精神文化的匱乏。他相信，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推進、人們對中華優秀婚姻家庭文化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高價彩禮等婚嫁陋俗終會得到全面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