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西方世界的大多數國家重建了在不同國家貨幣之間保持固定匯率的貨幣本位。這一貨幣本位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金匯兌本位制，因為許多國家是用可以按固定價格兌換成黃金的其他貨幣（尤其是英鎊和美元）作為貨幣準備金，而不是以黃金本身作為貨幣準備金。這些國家的官方機構往往是中央銀行通過，通常是通過隨時準備按照以其他貨幣表示的固定匯率來買入或賣出本國貨幣來直接維持固定匯率，而不是隨時準備按照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固定價格來買入或賣出黃金來間接維持固定匯率。

由于金匯兌本位制和金本位制一樣，涉及的是固定匯率，因此它同樣意味著，只要金匯兌本位制維持下來，那么不同國家的價格和收入最終都是聯系在一起的。他們不得不盡量保持各國之間的收支平衡。然而，金匯兌本位制的運用的確意味著各國之間調整的空間減小了——大致平衡也不會達到完全金本位制下的平衡程度。金匯兌本位制使得國際金融體系在各種沖擊面前更加脆弱，其原因與存款準備金比率的上升會使國內的貨幣體系更加脆弱的原因一樣：因為金匯兌本位制提高了對相關高能貨幣——這里最終指的是基金——的需求量與可用來滿足這種貨幣需求的高能貨幣量的比率。

由固定匯率制度建立起來的聯系使得收入和價格在1929年之后出現了全球范圍的下降，正如1920年由剛性較弱的固定匯率制度建立起來的聯系使得收入和價格出現了全球范圍的下降一樣。如果沒有這些聯系作為國際間的傳導機制的話，那么任何涉及價格大幅度下降的大蕭條，都不會在任何一個國家蔓延。這些聯系中有足夠的空間允許進行小規模、非一致性的變動，但不允許出現大幅度的變動。

和1920年一樣，盡管經濟蕭條已經是全球性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蕭條不是起源于美國。至少從一戰開始，美國就已經是國際貿易以及國際資本和金融市場中的重要參與者，持有世界黃金儲備中非常大的比重，因此它有能力引起世界性的波動，而不僅僅是對這種波動做出回應。當然，如果美國的確引發了全球性的沖擊，反過來它毫無疑問會因為世界其他國家的反應而受到影響。

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1920-1921年的蕭條主要是源于美國。最初的措施——即在1920年1月大幅提高貼現率——的確是以往黃金輸出的結果，但是反過來它反映的是美國在1919年的通貨膨脹。貼現率的上升導致黃金在5月份出現了反方向的變動。接下來的措施——即1920年6月將貼現率提高到聯邦儲備體系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水平——則是精心策劃的政策行動，這一行動的力度超過了實際的需要，因為黃金輸入已經開始。接下來，便出現了大規模的黃金輸入，這從正面證明了其他國家不得不進行調整來適應美國的變化，以便于清點自身的黃金損失，而不是相反的情況。

1929年的情況也不例外。最初的高潮性事件——股市暴跌——再一次發端于美國。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導致貨幣存量在1930年后期開始加速下跌，而這一系列事件又是主要發端于美國。事實上，人們很難將一系列的銀行倒閉事件歸因于當時國外任何重大事件的影響。黃金流向再一次堅定地證明了，美國是事態的主導者而不是追隨者。如果是其他國家的下降傳導到了美國，那么傳導機制就是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這種赤字是由其他國家價格和收入水平相對于美國的價格和收入水平的下降所引起的。這一下降會導致黃金從美國流向國外，反過來，這往往會——如果美國遵守金本位制規則的話——降低貨幣存量，從而降低美國的收入和價格水平。然而，在蕭條開始后的最初兩年時間里，美國的黃金存量出現了上升而不是下降。這表明，和1920年一樣，其他國家不得不進行調整來適應美國的貨幣政策，而不是相反的情況。

國際影響如此嚴重，傳導如此迅速，這不僅僅是因為金匯兌本位制使得國際金融體系在面對沖擊時更加脆弱，而且也是因為美國未遵守金本位制規則。我們不允許通過黃金輸入來擴張美國的貨幣存量。我們不僅沒有使貨幣存量得到擴張，而且還正好相反。我們的貨幣存量出現了不合情理的變動，當黃金存量上升時，貨幣存量卻在下降。1929年8月，我們的貨幣存量是黃金存量的10.6倍；到1931年8月，貨幣存量是黃金存量的8.3倍。結果，其他國家不僅被迫承擔全部的調整壓力，而且還要面對相同方向的進一步沖擊，并且不得不對此做出相應的調整。正如Harrison在1931年初時所指出的，外國評論家對美國的貨幣政策進行了強烈的抨擊，因為隨著黃金流入美國，會員銀行以這種或那種形式來用這些黃金清償聯邦儲備信貸，結果導致這一時期的聯邦儲備信貸總量出現了下降，下降規模和黃金輸入量持平。因此，人們說美國抵制住了輸入黃金的通常或正常影響……給世界造成災難性影響的持續黃金荒……如此嚴重，以至于人們希望能夠詳細地審查聯邦儲備體系的公開市場政策。

這些影響首先嚴重地沖擊了那些已重建金本位制，但實際黃金儲備量最小的國家，以及那些金融結構在一戰中遭到嚴重削弱的國家——奧地利、德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為了維護這些國家的金融體系，一些國際貸款得以發放，聯邦儲備體系也參與其中。但是，只要美國的通貨緊縮給這些國家造成的基本壓力未得到緩解，或者這些國家的貨幣與美元之間形成的固定匯率制度聯系不被切斷，這種援助充其量只是權宜之計。這一事實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得到了驗證。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當這些國家遭遇了金融困境之時，美國反過來受到自身引發的一系列事件的反射性影響。

中國的例子強有力地說明了固定匯率制度在國際傳導機制中發揮的關鍵性作用。當時中國實行的是銀本位制，而不是金本位制。因此，與金本位制國家相比，中國相當于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度。以黃金表示的白銀價格的下降，以及以外幣表示的中國元的貶值，這兩種情況的影響是相同的。其影響是，將中國國內的經濟環境與全球性的蕭條隔離開來。隨著以黃金表示的全球價格的下降，以黃金表示的白銀價格也出現了下降。因此，以白銀表示的商品價格將大致保持不變，中國將在不引起國內通貨緊縮的情況下繼續保持其外部平衡。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1929年至1931年，中國國內幾乎未受到橫掃金本位制世界的災難的影響，正如1920-1921年，德國通過惡性通貨膨脹和相聯系的浮動匯率制度將自身與外界隔離開來。

第一個切斷這種聯系的主要國家是英國，它在1931年脫離了金本位制。隨著英國脫離金本位制，英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蕭條在1932年第三季度到達了谷底。而在那些維持金本位制的國家，如加拿大，它們僅僅走過了英國所走的部分道路，蕭條仍在持續。在中國，由于英鎊相對于黃金出現了急劇的貶值，因此中國元相對于英鎊升值，中國于1931年首次陷入了這場蕭條之中。

當然，引導這場國際性運動的先鋒國家并沒有原地踏步。由于在1928年以低估法郎的匯率水平重新恢復了金本位制，法國得以積累了大量的黃金，因此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在某一點上可以超越美國，不僅增加自身的黃金存量，而且在1931年后期，開始從美國輸入黃金。1933年3月，美國暫停了黃金支付（事實證明，此時正是美國以及與美國聯系緊密的國家的經濟周期谷底），法郎和美元之間的聯系就被切斷了。在法國，金本位制繼續維持了一段時間，因此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盡管從1932年7月至1933年7月，情況出現了一次好轉，但是直到1935年4月才到達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經濟周期谷底。（完）

（本文節選自米爾頓·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所著的《美國貨幣史》，中文版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文節選自米爾頓·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所著的《美國貨幣史》，中文版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文節選自米爾頓·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所著的《美國貨幣史》，中文版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